社科院經濟所副所長張平：

　　用供給管理取代需求管理

　　●生產要素投入的上升已不足以維持高的經濟增長，原因是生產要素的效率沒有得到有效提高。所以，我們的長期增長趨勢已發生變化，如果不改變生產要素的效率，經濟還會繼續下滑。

　　●目前有部分價格沒有市場化，如資源、基礎設施、準公共品(如教育、醫療)、利率等重要價格還有待改革，相對價格體系不合理，企業真實效率的高低無法顯示。如果價格體系合理化了，經濟的運行效率才能真實顯現，企業創新也會更活躍。

　　●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普遍高于或相當于第二產業，這種效率提高引導的結構演進，恰恰是發展中國家普遍缺乏的，發展中國家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長期低于第二產業。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平近日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中國當前的問題不是一個如何再高速增長的問題，而是經濟要從高速增長階段平穩轉向高效增長，經濟結構更均衡、社會福利水平提高、資源環境的可持續是增長的關鍵。我國持續幾十年的高增長，與供給管理政策有關。當前中國的長期增長趨勢已發生變化，如果不改變生產要素的效率，經濟還會繼續下滑。這就要求用供給管理政策來取代需求管理政策。

　　明年政策操作艱難

　　張平說，延續2012年經濟發展態勢，2013年中國G D P增長率繼續明顯下降，經濟進入結構性減速期。預計2013年全年經濟增長為7.6%，物價穩定在2.5%的水平，完成了年初政府制訂的計劃。代表著生產者的物價指數連續負增長長達兩年，實體經濟的通縮非常嚴重，經濟回穩主要依靠傳統的地產投資、外貿回升和加大政府基建支出，新的轉型增長如信息消費、醫療消費的發展需要時間。而在貨幣方面2013年6月爆發了“錢荒”，金融機構的期限錯配風險開始暴露，地方債問題逐步顯現，去杠桿的貨幣收縮壓力已經發生。美歐經濟復蘇一方面帶動了中國的出口，但發達國家的復蘇也導致新興市場國家資金外流，從資產回報率角度看，中國的長期資金外流和短期國外資金流入跡象明顯。2013年人民幣保持了溫和升值的態勢，但外匯占款出現了連續下降，單邊流入已經減緩，可能逼迫金融體系進一步緊縮。

　　中國穩增長的“底線”政策思路穩定了經濟增長的預期，并同時提出了調結構、促改革的新思路。中國經濟正從高速增長轉向高效增長，意味著需要通過經濟結構性改革，逐步消除非均衡發展累積下來的風險，走向較均衡的經濟結構。然而結構調整和改革，將直接導致經濟增長速度降低，即結構性減速。平衡“調結構、促改革”與經濟減速方面的政策操作非常重要。加上防控金融風險，2014年將進入到一個多目標平衡的艱難政策操作期。

　　預計2014年經濟增長目標會定在7%的增長水平，這與“十二五”規劃的增長目標相一致，而實際增長仍會高于增長目標，預計經濟增長7.4%的水平，物價受到 經 濟 增 長 減 速 的 影 響 ，依 然 保 持 在2 .1%的水平。“十二五”預計能保持年均經濟增長7.7%的水平，“十三五”期間保持6.3%的水平，就能實現到2020年翻兩番的目標，因此中國當前的問題不是一個如何再高速增長的問題，而是經濟要從高速增長階段平穩轉向高效增長，經濟結構更均衡、社會福利水平提高、資源環境的可持續是增長的關鍵。

　　轉向供給側管理

　　張平表示，我國持續幾十年的高增長，與供給管理政策有關。政府運用行政力量，動員了大量資本、土地、礦產、勞動力等資源，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初期，因為需要動員全社會的力量來擺脫貧困，采用的幾乎都是供給性政策。近幾年，特別是2008年以后，我國宏觀經濟管理重點放在總需求上。如果我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真的能長期穩定在一個很高的水平，那么，需求管理政策比供給管理政策更有效。我們必須認識到，目前我國的潛在增長水平正在下降，也就是我們說的處于結構性減速經濟增長階段。生產要素投入的上升已不足以維持高的經濟增長，原因是生產要素的效率沒有得到有效提高。所以，我們的長期增長趨勢已發生變化，如果不改變生產要素的效率，經濟還會繼續下滑。這就要求用供給管理政策來取代需求管理政策。

　　經過幾十年的培育和發展，我國的市場經濟體系已初步成型，特別是商品市場得到了較大發展。但是市場準入未完全放開，投資主體未多元化。有學者統計，目前壟斷行業約占我國G D P的40%，降低了市場的競爭性。應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基礎上，給所有經濟主體以平等的市場待遇，從而形成規范的競爭性市場環境，提高投入要素的產出效率。

　　形成有效反映企業真實效率的價格機制。價格是市場運行的指針，合理的相對價格體系能有效地引導市場參與者的行為，使整個經濟運轉效率提高。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就是從價格改革開始的。但目前有部分價格卻沒有市場化，如資源、基礎設施、準公共品(如教育、醫療)、利率等重要價格還有待改革，相對價格體系不合理，企業真實效率的高低無法顯示。如果價格體系合理化了，經濟的運行效率才能真實顯現，企業創新也會更活躍。

　　提高結構轉型效率

　　供給管理政策將更加強調結構轉型的問題。首先是動員型經濟面臨轉型。張平說，在動員型模式下，政府運用行政力量動員了大量資本、土地、礦產、勞動力等資源，先是通過“低價工業化”走出了一條特殊的高增長路徑，繼而又通過“高價城市化”擴張城市建設，推動了我國城市化大發展。但也積累了諸多嚴重問題，如內外失衡、過度投資。擺脫政府主導型增長模式，探索新的增長動力，促使這種“一低一高”的非均衡趕超型增長機制向新的可持續增長機制轉型，已勢在必行。也就是說，要重新定位政府的行為。

　　此外，隨著我國城鎮化的進程及城市第三產業的發展，第三產業的低效率問題應受到重視。張平說，考察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調整歷史，可以總結出兩個經驗事實。一是發達國家工業部門保持高就業份額。它們在工業化過程中大都經歷過一個持續近百年的勞動力集聚時期，這個時期工業部門的勞動力份額維持在30%到40%甚至50%的高位，而第一產業部門勞動力份額則顯著下降。同時，工業部門的擴張帶動了服務業的發展和就業擴大。

　　二是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普遍高于或相當于第二產業。這實際上是經濟逐步服務化的效率基礎，表明發達國家第二、三產業結構的演進遵循了比較效率的原則，即服務業規模的擴大是建立在自身高生產率基礎上的。這種效率提高引導的結構演進，恰恰是發展中國家普遍缺乏的，發展中國家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長期低于第二產業。

　　由此可見，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演進存在的問題在于，只是復制了發達國家產業結構服務化的外殼，但缺少效率支持，從而可能導致資源錯配，向經濟嚴重服務化和低效率路徑演進，并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產業結構調整的正確選擇應是勞動力和資本首先向勞動生產率較高的第二產業傾斜，在提高經濟整體效率的基礎上發展服務業。

　　社保網絡量力而行

　　實施供給管理政策還要處理好企業減負與社會保障問題之間的矛盾。對此張平建議，適當降低企業稅負，減輕企業負擔，提高企業投資的預期收益率。他說，我國3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得益于高投資，而高投資的基礎就是投資的預期收益率比較高。測算結果表明，近幾十年來，我國實體經濟投資的預期收益率平均超過了15%，但是這個數字近幾年在下降，原因是勞動力成本上升，企業的稅收和社保負擔也在上升。同樣的，應通過降低城市居住和生活成本，降低教育醫療費用，改革戶籍制度等方式，進一步解放生產力，使勞動者活力重現。

　　張平還說，社會保障支出是政府需要花大錢的社會事務，一些發達國家社會福利的建設，是在經濟發展達到很高水平以后才做的事情。有些福利國家因為大量資源用于社會保障支出，導致用于經濟增長的積累不夠，而使經濟長期陷入低水平的增長狀態;有些政府因為要維持高水平的社會保障而負債過度，國家風險加劇;部分拉美國家追求社會保障的趕超，許諾過高，不僅損害經濟增長，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導致社會不穩定。

　　我國已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人們對國家提供的基本社會保障，以及不斷提高福利水平有越來越強烈的要求，特別是老齡化沖擊日益臨近，以上愿望越來越迫切。

　　“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保障網絡應該是覆蓋面廣且享受標準不能高。我國社會保障網絡建設要注意的核心問題是標準過高，相互攀比。這種狀況的延續，不僅破壞了社會保障覆蓋面的空間拓展，而且加大了各級政府的財政風險，扭曲政府行為，阻礙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所以，我國社會保障網絡應統一標準，量力而行。”張平說。(記者 方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