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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特約評論員王云帆

　　對于基層法院，大關個案是個警醒：司法公正不該是輿論推動一下才實現一點。對于最高法院和立法機關來說，細化強奸幼女罪的量刑標準，比起糾正一起個案，更顯迫切和重要。

　　12月6日，備受關注的云南大關縣官員郭玉馳強奸4歲幼女案再審判決，大關法院以強奸罪改判郭有期徒刑8年。此前，郭玉馳因強奸罪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但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原判罰經媒體披露后，輿論大嘩，這才有了后來的檢方抗訴和法院再審。

　　從5年徒刑到8年徒刑，這3年之差不可謂不大，這不僅糾正了個案判罰的“明顯不當”，也讓我們看到了精英與草根之間的差距之大。至今仍有不少草根網友認為改判強奸幼女者8年仍然畸輕，也有不少法律界人士堅持認為此案判罰5年其實“合乎規定”。針鋒相對的兩種意見，究竟是基于網絡民意的又一次“多數人暴政”，還是偏離社會正義的又一例“司法專橫”，值得深究。

　　量刑是一個專業的司法問題，理當回到現行法。但是，在刑法中找不到具體的量刑標準，而只有一個頗顯寬泛的量刑范圍。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規定， “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奸婦女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滿十四周歲幼女的，以強奸論，從重處罰。”這意味著，若無其他加重情節，官員強奸幼女的判罰也應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中“從重處罰”。

　　可惜，刑法沒有進一步說明該如何“從重”，所以才有了2010年最高法院出臺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該“意見”規定，“強奸婦女、奸淫幼女一人一次的，可以在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令公眾不解的是，最高法院為何要將“強奸婦女”和“奸淫幼女”混同在一起，給予同樣的量刑起點。如此一來，刑法有關強奸幼女“從重處罰”已事實上被架空。

　　正因為有具體的司法解釋依據，各地法院對強奸幼女罪的判罰偏離民眾樸素正義的情況時有發生。所不同的只是，一些個案因為機緣巧合被輿論聚焦，從而獲得了糾正量刑“明顯不當”的機會，更多的同類案件則淹沒在司法的海洋里。

　　今年10月24日，這一問題的解決有了新進展。當天，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和公安部、司法部發布了《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強調要嚴懲性侵幼女等行為。“意見”第25條就“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針對未成年人實施強奸、猥褻犯罪的”，明確“應當從重處罰”，且“更要依法從嚴懲處”。遺憾的是，“意見”仍未進一步規范如何“依法從嚴”。未來這類案件的判罰注定還會引發輿情斷裂。

　　包括量刑公正在內的司法公正，是司法的價值指向。對于基層法院，大關個案是個警醒：司法公正不該是輿論推動一下才實現一點。對于最高法院和立法機關來說，細化強奸幼女罪的量刑標準，比起糾正一起個案，更顯迫切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