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立新政治觀需著力開展的工作

　　重新解讀政治，確立新的政治觀，表面看命題敏感而重大，其實是對已有創新成果的總結。鄧小平提出“人類共有文明”，江澤民闡明“政治文明”，胡錦濤確立和諧世界的理念，以及中央主要領導出訪時講到“我們不輸出革命，也不輸出貧窮”的思想，都說明我們的價值坐標乃至政治觀已經改變。因此，這里要做的只是化零散為系統，化漸變為標志性變革。 筆者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更為關鍵。

　　一是重新解讀政治信仰。人在社會中有三種狀態：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只求功利而無精神追求者。確立了新政治觀，三者各自存在的矛盾和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就政治信仰來講，新政治觀的產生不是對共產主義信仰的推翻，而是順應政治生態變化和政治文明發展作出的新解讀，即以新解讀避免這一終極追求在實現途徑和階段特征上與現實脫節，根本是為了提升其穩定性和恒久性，保證得到更加廣泛、更為自覺的追尋。當我們真正清楚共產主義實際是人類的必然選擇和終極追求，那么現實的不同制度就不再是障礙，而是階段性存在，既然殊途同歸，也便不再沖撞，更不需要以暴力方式來實現。如果這樣的思想為人們所接受，我們與世界也就能實現和諧，同時政治信仰也會穩定下來。

　　二是確立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大國崛起于文化和文明，只有立身于人類文明的制高點起引領作用才敢言崛起，確立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就是占領制高點的重要舉措。將此視作新政治觀的應有之義和必須完成的工作，源于核心價值觀直接影響到制度設計和權力的運行，進而影響著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它是國家認同的載體，也是國際溝通和相互認知的途徑。當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真正確立起來，我們便跳出單一的以政治制度標準評價世界的誤區，開始結合國家利益標準、倫理和法理標準等多種標準評價和解釋世界。

　　三是建立執政黨的政治倫理。政黨的政治活動需要建立與大眾道德和社會公德有區別的特有道德，也就是政治倫理或政治道德。政治倫理和道德有相同的特點，都屬于柔性約束，依靠的是人內心深處的道德法則，但倫理規則一旦被公眾所接受，就會化作評價標準，就能夠由柔性化為一定程度的剛性。由于政治倫理奠基于價值觀，因此一些基本理念必須進入黨的政治倫理。包括：公權力由人民賦予人民就有權利剝奪;自覺接受監督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職務越高、權力越大越要放低身段，不能搞權力崇拜，諸如此類。政治倫理對我們黨來講是全新的命題，它構成新政治觀，同時也奠基于新政治觀。

　　四是設計新政治觀下的體制制度。中國的政治主體最主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政治體制制度設計實質上就是對二者權力義務的規范，其中更突出的是對執政黨及其成員行使權力的邊界、履行責任的程度進行規定。一黨執政，制度設計不能有效限制集團內成員的利益，就等于造就既得利益集團，同時弱化集團內成員追求高尚的動力，目前官員道德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在于利益過多過大。 這里還有一點不能回避，權力影響著利益，權力本身就是一種利益，是利益就要分享，這是現代政治所確定的，但誰和誰分享權力，分享哪些權力，怎樣分享，這一定是制度設計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政治體制制度是否先進，關鍵看設計是否符合公民社會的政治運行規律，保證動態平衡。而能不能設計出科學的權力運行模式，又決定于是否確立新政治觀。

　　五是形成與新政治觀相一致的話語系統。每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話語系統，每一種話語系統都與其文化傳統、政治制度有關，前者包括宗教文化，后者包括政治文化。話語系統很重要，比如當前中國就存在著三大話語系統不交融的問題，包括政治話語系統或政府話語系統、精英話語系統、平民話語系統。政治話語系統多出現在政府執政權力觸及的層面和領域，平民話語系統多出現在網絡等新媒體，精英話語系統兼顧二者。如果我們不能實現話語系統的更新，融合三大話語系統，長此以往必定撕裂社會。導致三者不交融的重要原因在于政治觀，那么實現三者交融的出路在于新政治觀。話語系統還有一個表現領域十分重要，就是中國與世界話語系統不交融的問題，這直接帶來中國在國際交往中的困難，不能夠產生別人聽得懂的話語系統。由于話語系統奠基于政治坐標和價值尺度，那么將別人聽不懂和不愿聽的話語系統變為可聽、愿聽的系統，就必須有新政治觀的支持。(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