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產稅真的能“劫富濟貧”（圖）
新華網北京電 根據中國國務院常務會議的精神，樓市交易異常活躍的上海和新興的西部城市重慶27日宣布，率先進行對個人住房征收房產稅的改革試點，這被市場解讀為對樓市的敲山震虎。
“重慶版”房產稅偏重對高檔房、別墅的征收，對存量、增量獨棟別墅均征房產稅，對新購高檔商品房征稅，對在重慶無戶籍、無工作、無投資的外地炒房客從第二套房開始征稅，稅率為0.5%-1.2%。
重慶市市長黃奇帆說，重慶房產稅征收范圍只涉及10%的人群，主要針對高端房產業主和炒房客，不會增加普通百姓負擔。與此同時，為減輕首次購房者的負擔，重慶繼續保留實施首次購房按揭貸款抵扣個稅的財政補貼政策，確保百姓剛性購房需求。
“上海版”房產稅方案則針對新增一般房地產，而且按照人均面積做起征點考慮，設計中的房產稅的稅率為累進稅率，房屋價值高、人均面積大的房屋稅率更高。
這項在房價屢創新高時出臺的房產稅改革試點，從最開始出現在普通民眾的眼前，就被寄予了遏制甚至打壓高房價的期望。但事實上，除了給樓市降虛火，中國政府更在意這項改革“分好蛋糕”、有效調節收入差距擴大趨勢的意義。
“二三十年前，中國人幾乎沒有什么私有財產，國家也能方便地調節收入分配。”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所長高培勇說，“但現在，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政府靠什么來調節?”
由此，房產稅開始進入人們視野，這種以房產為征稅對象，在保有環節向產權人征收的稅種，屬于財產稅的范疇，被許多國家作為調節貧富差距、保證地方財政收入的重要手段。
但事實上，房產稅在中國并非是新名詞。早在1986年，中國國務院就頒布了房產稅暫行條例，但這個條例規定，對個人所有非營業用的房產免納房產稅。
“當時沒有對個人非營業用房征稅是基于多方面的原因。”北京大學財經法研究中心主任劉劍文認為，首先那時的絕大部分房產屬于公有，征稅沒有基礎，更重要的是當時社會調節收入分配的需求還沒那么緊迫。
20多年后，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房產價值大幅提升，房產成為中國人個人財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房產還成了一些人的生財之道。
“近年來，中國居民財產性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勞動收入，房產成為高收入群體積累財富的重要方式。”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教授高萍說，財產性收入的迅速增長，會對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施加越來越大的影響。
專家指出，房產稅改革試點的“發令槍響”，對中國的財產稅改革意義非凡。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所長高培勇說：“中國現行稅制缺少財產稅體系，難以實施對構成貧富差距的基礎環節財產存量的調節。”
高培勇表示，對個人住房開征房產稅意味著政府握有了可對包括收入、消費、財產等多個環節實施稅收調節的相應手段，這對于正處在轉型關鍵期的中國至關重要。
雖然房產稅改革更多地是為了調節貧富差距，但盼著在房價高企的城市有一方棲身之所的人們也從中看到了希望。房產稅改革對房地產市場的深遠影響，也會在短期表現出來。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認為，房產稅將增加房產持有者的持有成本，自住型、投資型購房者都會謹慎、合理地選擇購房面積、地點和購房的時間。
“房產稅增加了持有成本，會使投機性購房者減少囤房數量，住房供給量會有所增加，從而有可能會減輕房價上漲壓力。”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院長郭慶旺說。
秦虹進一步指出，不可忽視的是，2011年住房的供應量將明顯增加，今后政府調控房市的政策不放松，加上切實增加有效供給，房價大幅上漲的概率就會大大降低。
房產稅帶來的大額政府收入將有助于緩解目前低收入家庭居住困難的問題。“既然房產稅被賦予了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重任，那么其稅收收入必須用來提供公共服務。”劉劍文說，改革試點征收的收入將用于保障性住房，特別是廉租房和公共租賃住房建設等。
中國房地產學會副會長陳國強認為，中國今年推出1000萬套保障房建設計劃，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但是從開建到全部投放市場尚需一段時間。在保障房尚不能完全滿足住房剛性需求的情況下，政府此時實施房產稅改革，意在以“時間換空間”，保障房與房產稅的聯袂出臺將徹底改變中國樓市格局，中國住房供給的“雙軌制”有望將房地產市場導入健康理性發展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