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平縣流芳村傳統農耕方式獲贊譽同時面臨困境(圖)
自2005年開始，流芳村這個依山傍水的貴州小村落就開始有機農業種植實驗——部分恢復侗族“稻魚鴨”耕作傳統。 （南方周末記者 鮑小東/圖）
據南方周末消息 在食品安全訴求風起云涌之時，遠在貴州的小山村流芳村，早在6年前就開始了“有機農業”實驗。然而，如何讓上千年前就流傳的傳統農業復活，如何讓尚掙扎于生計的農民持續維護生態，考驗的不僅僅是流芳村。
北京有“媽媽團”，上海有“菜團”，成都有“生活匯”……當這些時髦的有機食品采購團在白領中風靡時，遠在貴州的小山村——流芳村卻在6年前就已開始了“有機農業實驗”。
這個靜悄悄的實驗直到最近才為更多人所知。
在2011年6月初舉行的“SEE·TNC生態獎”頒獎典禮上，來自貴州省黎平縣流芳村的一位樸實農民和大明星一樣，拘謹地接受媒體的采訪。他叫吳世先，是從兩千多公里之外的貴州趕到北京參加這一環保獎頒獎典禮的。
46歲的吳世先之所以獲得該獎提名，是因他從2005年開始，引導村民重拾侗族傳統耕作方式，使流芳村這個距離省會貴陽四百多公里的小山村實現了有機耕種。
贊譽聲中必須看到，過去的6年內，由于依然是以戶為單位的小規模生產，流芳村有機農業實驗經濟效益甚微，加之農村勞力外流，前景并不樂觀。更重要的是，這種試圖在農村建立食品安全防火墻的做法，似乎只能是個案，難以在凋敝的農村推廣。
侗族村重回“稻魚鴨”
2005年的一天，當香港民間組織——香港社區伙伴的一名工作人員走進流芳村時，立即被這個小村莊吸引了。那時，尚無高速公路，從貴陽到流芳村需要八九個小時的車程，即使現在也需5小時車程。
流芳村坐落在山腳下，依山而建的是吊腳樓。房屋皆木瓦結構，黑木黛瓦。整個村莊鑲嵌在綠色的山體里，愈顯寧靜。村民們修建溝渠將山澗里的水引到各家各戶，整個村莊都臥在潺潺的水聲里。
這種得天獨厚的條件，讓香港社區伙伴和貴州大學資源與環境研究所立即決定，在該村推進有機農業實驗。對有機種植而言，獨立水源或居于水源上游至關重要。
2005年，流芳村開始用30畝水田作為實驗——他們不再種植雜交稻，改種自留種或當地農科所保留的傳統稻種，不再使用農藥化肥，并部分恢復了侗族“稻魚鴨”耕作傳統。第二年全村164戶村民的700畝水田開始普及有機種植。“稻魚鴨”是貴州侗族、水族以及和侗、水雜居的苗族的耕作傳統，即在稻田里養魚，在秧苗長穩根系之后、水稻抽穗以前，鴨子可以任意在田間放養。此耕作方法有利于生態平衡，魚鴨都吃蟲子和草，還松動了泥，它們的糞便又成為水稻的肥料。流芳村正是一個侗族村落。
過去，該地區侗族愛吃糯米，他們種植高桿糯稻，最適合“稻魚鴨”耕作。和大多數中國農村一樣，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政府為追求產量，先后強力推行種植秈稻、雜交稻等，大量使用農藥化肥，“稻魚鴨”混養的規模才逐漸減少。
如今，在外力介入下，流芳村部分重回“稻魚鴨”傳統。走過田埂，受驚的魚群就會疾馳而去。
村里來了城市采購團
流芳村顯然不滿足田園生活。
為了給村民組織經過認證的有機肥，開拓稻谷銷路，2006年，該村成立有機農業協會。農戶將稻谷賣給協會，協會加工成大米后再出售。利潤的20%作為協會辦公經費，80%作為協會成員的勞動報酬，每名會員每年可得兩千多元。
吳世先當選流芳村有機農業協會第一屆會長。第一年，協會與黎平縣侗鄉米業公司合作，但該公司以普通大米冒充流芳村大米。協會從此自建特殊的銷售渠道。
第一個主動找上門來的是貴陽的一個采購團。
貴陽的李麗于2008年成為媽媽，那一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爆發，而這不是她關注食品安全的開始。在那之前，她就在一家NGO工作，多在黔東南和威寧等地參與農民組織的能力建設。
她發現農民們都留一塊地，種植自己吃的蔬菜，不使用農藥化肥，但用于銷售的蔬菜則使用農藥化肥。農民們養的豬，也分出售的和自家吃的，用來出售的豬則喂飼料，半年即成，而給自家吃的豬，則喂豬草、土豆。“在取得信任后，他們甚至建議我們不要在城市里買豬肉吃，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給豬喂了什么。”李麗說。
2007年開始，李麗通過QQ組織朋友聯合購買土雞蛋、土雞等，最多時發展到兩百多人。一年后，當她介入流芳村有機農業協會的能力建設后，便在貴陽發動朋友團購流芳村大米。
在此后幾年，由于三聚氰胺、瘦肉精等事件，城市居民對食品安全的信心大減，大城市涌現各類健康食品采購團。這些城市白領以網絡為紐帶，建立起購買健康食品的消費團體。
據統計，自2007年起，經香港社區伙伴的引薦，香港、貴陽、成都等地采購團先后找到了流芳村有機農業協會，這成為流芳村近年最主要的銷售渠道——消費方打個電話、支付款項后，協會便發貨，運費由消費者承擔。
空巢農村，有機難推
雖有市場，但不能表明流芳村模式具備很好的推廣價值。自流芳村開始有機農業種植以來，多次舉辦交流會，邀請鄰村村干和村民參加，但影響甚微。目前，周邊村落僅少數農戶從事有機農業種植。
村干部認為，年輕人都外出打工了，如果搞有機農業種植，老人婦女挑人畜糞便則太辛苦了；再者，機械化的普及，使得養牛數量銳減，有機肥料大為減少；另外，有機農業的產量低于常規種植。
73歲的高進村村民楊文榮顯然知道有機農業好，“病蟲害都會少些，還能增產”，但“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沒人挑糞，所以只好用化肥”。
“流芳村影響周邊確很困難。”香港社區伙伴黎平生態農業項目顧問潘永榮坦承。流芳村堅持至今源于香港社區伙伴的項目支持——過去幾年，他們在流芳村已累計投入60萬元，包括為村民贈送稻種、修田埂，發放補助養鴨子、購買殺蟲燈、拉電線、制作有機農藥等等；修沼氣池、化糞池都給予資金補助；還對村民進行能力建設，如旱地育秧、堆肥等。
即使在有項目支持的生態農業示范點，生態農業也難持續。香港社區伙伴和貴州省農業科學院在貴陽市近郊開展了兩個生態農業項目，持續了五六年，但在項目進行中，也時有參與農戶退出。2010年，項目暫停了一年，其間，也有人不再堅持生態農業了。
“如果沒有項目支持，流芳村也難以為繼。”貴州省農業科學院現代農業發展研究所所長孫秋說。
“沒有市場，就沒生產激情”
更讓流芳村實驗“難以為繼”的是，村民們原本希望有好的市場，但市場并沒有期望的那么大。從2010年開始，貴陽的李麗就不再組織團購流芳村大米了。
價格是貴陽采購團不能持續的主因。最初，因李麗所在的公益機構配車運輸，所以運輸費用未計入。去年開始不再有此支持，加上米價上漲，每斤大米漲價2元錢，雖仍比超市里的有機大米便宜很多，但這一價格相當于市場普通米價的2倍，極大削弱了團購熱情，這個原本松散的聯盟就此解散了。
為了應對多變市場，流芳村開始用一部分田種植產量低但品種好、價格高的水稻，主要通過協會銷售給城市采購團，再用一部分田種植品種較差、價格低但產量高的水稻，通過普通市場進行銷售。
事實上，大城市里那些時尚的采購團也舉步維艱。
上海菜團自2009年開始共同購買，2010年9月還建立了嚴密的組織架構和章程。但從最初堅持至今的團員只有12人，進出者甚多，目前的團購人數為50人。“沒有市場，就沒有生產激情。”貴陽另一采購團——綠色未來工作室負責人金學峰說。該采購團堅持至今的消費者只有十幾戶，為他們生產有機蔬菜的生產者也從7戶減為2戶。
正因如此，2008年始，香港社區伙伴在流芳村開展健康教育、生態教育。流芳村才降低了對市場的熱望，而更看重自身的健康。消費者層面，成都的“生活匯”除了定期團購，還常舉辦農友飯局、農友集會、農友回訪等活動，增進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感情。
不過，貴州省農業科學院現代農業發展研究所所長孫秋認為，必須改變整個社會的農業價值取向，國家須大幅提高對農民的補貼，才能維持農業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平衡。“要求還在為生計掙扎的農民維護生態，是不公平的。”（鮑小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