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量計征政策下，煤炭資源稅稅負低且稅收“費化”嚴重。近期，由從量改為從價計征呼聲又起。對此，煤炭企業、地方政府以及下游產業顧慮重重，擔心改革會導致自身利益受損。作為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六成以上的煤炭，可否加快實施從價計征?改革如何兼顧各方利益、穩妥推進?

　　稅收“費化”嚴重

　　山西省社會科學院財稅專家張婷說，2011年，山西資源稅收入占一般財政預算收入的比例僅為3.19%，與1994年分稅制改革將資源稅作為地方稅重要稅種的要求不符。截至2012年，隨著煤價上漲，噸煤收入的資源稅負較分稅制改革之初下降了78%，按照從價計征原則計算，稅負不到1%。

　　但山西省煤炭廳2013年上半年調查顯示，全省噸煤稅費在130元至150元之間，占銷售收入的比重為20%左右。山西呂梁離柳焦煤集團相關負責人說，企業要繳納的大小稅種20多項，各種收費項目數十種，以噸煤售價350元計算，剔除增值稅后企業需繳納各項稅費86元，占原煤銷售收入的24%以上。

　　除了山西，貴州某煤炭企業財務部統計，2012年，企業煤炭資源稅占煤炭產品銷售收入的比重不足2%，而煤炭價格調節基金、礦產資源補償費等占煤炭銷售收入的比重近三成。各項收費與煤炭資源稅之比接近3：1。

　　據貴州省財政廳稅政法規處處長楊秀斌介紹，從近3年來的統計數據看，貴州煤炭資源稅收入不足5億元，占一般財政預算收入的比例非常小，是典型的“小稅種”之一。

　　“現行從量計征模式下，稅收‘費化’情況較為嚴重，稅制功能弱化明顯。這造成了一種與稅收經濟規律完全相反的奇怪現象：價格越高征收率越低，企業利潤與資源稅稅負成反比。”楊秀斌說。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岳福斌說，在十年景氣時期，煤炭企業依靠相對粗放的生產方式，克服了過重的稅費壓力。“但在2011年10月行業拐點出現，矛盾再次凸顯，客觀上要求建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新的煤炭稅費制度體系。”

　　改革存三方面隱憂

　　記者采訪時發現，山西、貴州、新疆等重點產煤省份相關人士普遍對加快煤炭資源稅從價計征表示支持，但也有一些擔憂。

　　貴州水礦集團總經理倪德飛說，企業原有稅費負擔沉重，近年來剛性成本不斷上升。增值稅稅率由13%提高至17%，這部分成本尚未完全消化，資源稅改革可能進一步加劇企業負擔。

　　“盡管近期受季節性因素影響煤價略有上升，但‘買方市場’的局面沒有發生根本改變，售價已接近成本線。所以，資源稅改革應統籌考慮企業的經營狀況和稅費負擔。”山西華潤聯盛能源投資有限公司總經理白興平說。

　　與煤炭企業一樣，基層政府也擔憂既得利益受損，影響地方發展。目前，很多產煤地區的經濟結構仍以煤炭行業為主，基層政府的稅、費主要來自煤炭企業。

　　在貴州，據有關部門統計，產煤縣煤炭稅費收入占縣級財政收入的平均比重在50%以上，個別縣達到95%。“資源稅從價計征需要完善相關配套措施，保證產煤縣財政收支整體平穩。”楊秀斌說。

　　除煤企與地方政府外，煤炭的下游產業也擔憂成本上漲，尤其是可能激化煤電矛盾。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新業說，對煤炭能源產品征稅所引起的價格變化能夠帶來顯著的節能減排效益，但也會對經濟造成不可忽視的沖擊。與油氣資源稅對消費者福利產生更加直接影響相比，煤炭資源稅對生產者影響較大。

　　需積極穩妥統籌兼顧

　　部分專家、產煤地區政府負責人、煤炭企業管理者等認為，當前，煤炭供求呈相對寬松、結構性過剩態勢，加之煤炭凈進口比例增大，有利于改革的實施。同時，近期我國物價上行壓力減小這一趨勢也為改革提供了合適的契機。

　　岳福斌說，應堅持“清費”與“正稅”并舉，且“清”字當頭，“正”在其中。在清費方面，除國家同意征收并保留的收費項目外，省、市、縣設立的涉煤收費，在煤炭資源稅從價計征后應一律取消。

　　同時，需要制定合理的稅率區間。短期來看，“稅”的增加量應該小于或等于“費”的減少量，降低對煤炭和下游產業的沖擊。鄭新業說，長期而言，要達到以稅收增加成本的方式來減少能源需求的目標，應實行漸進性調整，分階段提高稅率。

　　貴州省六盤水市副市長尹志華認為，現行涉及煤炭稅(費)相關政策的主要數據采集來源于長江以北地區，而就我國煤炭資源分布情況來看，長江以北地區煤炭資源煤層賦層條件好、構造簡單，長江以南地區煤層賦層條件差、構造復雜。若數據采集以長江以北地區為主，不能真實體現整體煤炭行業的全貌。所以，稅率制定應充分考慮南、北煤礦資源賦存條件、開采難度和煤種稀缺程度。

　　“在煤炭行業資源稅從價計征改革積累一定經驗后，可擇機對稀土、磷礦石等資源實行從價計征，推進整個財政體制更加綠化、更加合理。”中國能源網首席執行官韓曉平說。(記者王新明、梁曉飛、熊聰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