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得不違法”的苦衷，并非孤案，而作為政府內設機構的法制辦在匯報中能夠對此問題進行披露，是一大進步。但報告所揭示的一些地方政府對違法行為的理直氣壯，令人憂慮：政府行為，系由法律授權而來，自然應成守法之楷模，怎能“不得不違法”?

　　事實上，守法律秩序，循法定程序，本是政府行政治理中符合其切身利益，也是保護地方政府官員的理想狀態。依序而行，自能依法而治。然而，在各地均常出現政府先定調子，再找依據，甚至只考慮“初衷”不考慮后果的情況。而在出現不良后果之后，或者要求執法部門按照政府意愿“執法”，或者對不利于自己的司法裁決不予理會。如此破壞自己需大力倡導的守法秩序，令人費解。

　　出現如此情形，首先是政府官員存在對法的認知問題，認為法律是為政府治理服務的，因此，政府行為不能為法律規定所制約。于是，法律成為地方政府的純粹性工具，可以選擇性適用，使得選擇性執法成為某種常態。其次是在政府官員的政績考評體系中，過分強調硬環境硬指標，缺少社會整體進步發展的軟實力考量。為了政績，地方政府行為更多從“初衷”出發，出問題則以“苦衷”替代守法之責，也就不奇怪了。

　　守法之責，首在公權，當公權力對自己的違法行為以“苦衷”為由時，如何能指望社會各階層以守法為榮?違法犯罪者，誰無苦衷?誰的苦衷不比政績之苦衷更苦?

　　前兩年，重慶某區政府向法院發出警告函，引起社會熱議。在我看來，政府警告函也好，表達“苦衷”的公文也罷，都是社會法制進程中的“珍貴文物”。這些“文物”的存在，反映了走法治道路之艱難，也讓我們更為珍惜目前所取得的法治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