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量做減法”

　　東方早報：有人說這是一部全部由80后電影人共同創造的電影，影片表現出超越年齡的厚重，很多老年觀眾都非常喜歡，你的年齡給這部電影帶來的優劣分別是什么?

　　吳娜：導演組確實都是80后，我、攝影、場記、掌機。但錄音和燈光還是非常優秀的老前輩。年輕人的優勢是敢于嘗試新的東西，包括違背經驗的事情。像使用固定機位、長鏡頭。之前有很多質疑說不應該做得這么極致，我們還是做了，并且沒有絲毫顧慮。

　　至于劣勢，還是沒經驗吧，對于大場面的把握是我覺得力不從心的。像救火那場戲，只有一個跟拍，我還只拍了兩條，最后只能用第一條，因為第二條拍時，火燒得太大，人都跑光了(笑)。現在回頭看看，我還是急躁了些，太想表現一些東西，一部影片中的訴求太多，反而會不純粹了。如果可以重來的話，我應該能夠做得更純粹些。

　　東方早報：吊腳樓被燒，村民來救火，但澆的卻是房子周圍，為的是建立起一道隔火帶，可是不了解當地風俗的觀眾會覺得奇怪，以為鏡頭穿幫，放映現場也確實引起很多笑聲，為什么沒有設計鏡頭交代一下?

　　吳娜：是的，侗鄉的吊腳樓最怕失火，而且樓與樓相連，一旦失火，幾乎不會去撲滅失火的房子，只會讓它燒，大家會把水澆在房子周圍，建立隔火帶，這樣火就不會燒到周圍其他的房子。

　　對于鏡頭的設計，我們的確盡量站在一個觀察的角度，和拍攝者保持一定的距離，我們前期做了很多準備，分析和討論，每拍一個鏡頭，都會問村子里的人，你們是不是這樣的?對于一些交代的鏡頭，比如很多觀眾很想看到手工繡品的樣子，其實之前我試過切近景，拍特寫，但是放進去感覺就是不對，沒辦法，我覺得要統一風格，所有的鏡頭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迎合影片的主題和內容。所以就得盡量做減法，其實我現在覺得我還是減法做得不夠，而且畢竟這是一部藝術影片，還要符合藝術氣質，也要符合侗族人的氣質。

　　東方早報：侗族人是什么氣質?

　　吳娜：性格內斂、感情細膩而充沛，同時又非常寬容、以和為貴。很多東西意會卻不言傳。

　　“游走在中間的身份

　　讓我更能看清”

　　東方早報：為什么你會把“行歌坐月”設置成夢境?

　　吳娜：其實我也沒有親眼見過“行歌坐月”，以前大家坐在一起是不說話的，只唱歌，用歌聲來傳遞感情，你想想看，這是多么有風情的一件事情，可是現在這一傳統正在漸漸消失。你看到片中有這樣的場景，就是現在所謂的“行歌坐月”，但大家只坐在一起閑聊，沒有再唱歌了。之所以把它設置為夢境，因為“行歌坐月”似乎只能在年輕人的想象和夢境中出現了。

　　東方早報：行歌坐月是戀愛的方式，戀愛是侗族這么重要的交流方式，長輩甚至會主動讓出空間，鼓勵早戀對于漢族人好像不太可能。

　　吳娜：《紅樓夢》就是鼓勵“早戀”(笑)。我覺得侗族人是處處顯示出他們的寬容，對人和自然的尊重，所以孩子們的戀愛，家長都會很尊重，也會主動讓出空間。但是侗族也是公約在先的，這樣的道德操守是最基本的;女孩子們都不會很輕佻，男孩子也被告知不要做出格的事情，否則就不會再被允許去行歌坐月。

　　男孩和女孩之間是互相傾慕又是互相尊重的，哪怕男孩子出去外邊打工，染了頭發回來，但是他對待本族的女孩子還是跟以前一樣。侗族是熟人社會，如果做出了不好的事情，在臉面上都不會很好看。而且行歌坐月都是在采歌堂舉行的，苗族也會用歌傳情，他們其實是很奔放的，但侗族人卻是很含蓄的。行歌坐月只是傳統的戀愛方式，像影片中石叔和小姑他們那一代人表達愛的方式，我也表現了“爬窗探妹”，窗開的格數也代表了兩個人的相戀程度，窗開一格，兩個人還不算相熟，窗開兩格，兩人應該相互心儀，這更像是一個古老的文化傳統，已經融入到侗族人的生活中。

　　東方早報：拍攝地是你家鄉，演員基本上都是你親戚，無限接近真實，這也許是電影出挑的原因之一?

　　吳娜：也許吧，我之前寫的一些時代性很強的劇本拿給別人看似乎沒有什么效果。拍攝地其實是我外婆家，我生在城鎮上，后來又被丟給外婆，幼年的我并不會說普通話，只會講侗話。上學以后回到鎮上才開始學習普通話。游走在中間的身份更能讓我看清傳統和外來的沖擊所導致的變化，這也是我拍攝的初衷——侗寨的變化、年輕的侗族女孩子的情感。

　　東方早報：兩個女孩子穿著睡衣躺在床上說心事，畫面很美，演員演得非常自然，能說說拍攝過程嗎?

　　吳娜：其中一個女孩是我表妹，女主角也很早就跟我一塊進到侗寨體驗生活，所以我們幾個很快就都打成一片，無話不說，她們的臺詞也都設計成跟她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事情，比如說哪個男孩給她發了信息，也是現實生活中確實有這個人。

　　東方早報：你拍攝的村子村風淳樸，成片給村民放過嗎?他們對影片有什么看法?

　　吳娜：新年的時候回家給他們放了，他們很激動，早早地就坐在場院里，一邊看一邊笑，我記得看完村長跟我說了一句話讓我非常感動，他對我說，“看得出你對村子還是很有感情的。”一些人看都是在里邊找自己，因為有的人被剪掉了，沒找到自己的人還有些不高興。(笑)

　　“下部片子還拍年輕人”

　　東方早報：怎么找到作曲家瞿小松的?

　　吳娜：我們拍完了片子才開始找配樂，之前也找過很多人，都談不攏，記得有一個音樂人跟我說，“你這個電影不行，只能靠音樂來救。”我當時覺得，如果你都不喜歡或者認為這部電影不好，怎么做配樂?

　　后來也是通過一個電影學院的博士生聯系到瞿老師，瞿老師也是貴州人，我電話打過去，說的貴州話，瞿老師可能覺得是老鄉，蠻親切的，他讓我拿著片子到他家去。瞿老師看了片子以后很喜歡，他跟我說一定要用原生態、自己錄的音樂，后來我們幾個拿著音樂素材一段一段地挑。

　　瞿老師跟很多大導演合作過，像陳凱歌的《邊走邊唱》，他做過很多電影配樂，很懂電影，也很尊重我，每段都會征求我的意見，我們還很有默契，對音樂的理解很一致。瞿老師幾乎是免費給我做了音樂，后來我們堅持用前期的預算給他，真的很感謝。

　　東方早報：這部影片和《郎在對門唱山歌》有些地方很相像，你又做過章明的執行導演，章明對你的影片有何評價?

　　吳娜：我參加南京的電影節時認識了章明導演，開始還不太敢跟他說話，我托旁邊人把片子帶給他看，聽說他對我的片子評價還可以，我才敢問他，可不可以讓我跟他一起工作?他當時很客氣地說，“你都拍得這樣好了，干嘛還要來跟我合作?”我說，因為我從來沒有跟別人合作過，想要學習一下，沒想到他同意了，讓我去給他做執行導演。他工作很認真，也沒有什么話。我們沒有太多談過這部影片，他只是對我說，《行歌坐月》很不錯，但應該更成熟一些。

　　東方早報：你的民族特色應該是你的作品的權杖，未來你的作品是否僅僅依托于此，還是你有更好的主意?

　　吳娜：我已經25歲了，我覺得青春已經離我遠去，應該做個告別。人人都會有對青春的追憶和想念。我應該會拍攝低于我年齡的所謂“小清新”的故事，像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也許就像《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那樣的片子，因為這是我能夠把握的，我也認為我能夠拍得很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