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鐵飯碗”就能擁有穩定的生活。其實，不僅薛琳這樣想，這也是不少與薛琳一樣，正在進入或已經進入“體制內”的人的想法。

　　但體制內不是那么好進，“鐵飯碗”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端上的。薛琳是幸運的，然而，還有無數人前赴后繼，正奔赴在這比高考還要激烈的獨木橋上，對于他們而言，只有考上，才是出路。

　　進入“體制內”實屬不易

　　大學時的薛琳學行政管理，還當了4年學生干部。大三時，原本打算沉下心來考研的薛琳被父母勸阻了。

　　“并不是說學歷沒用，但畢竟考研還是為了找工作。”幾年后，薛琳的父母依舊這樣認為。“至于讀研，可以上班后讀在職研究生，機關單位也承認在職讀研的學歷。”

　　薛琳的父母都是縣上的公務員，做了20多年公務員，且只有一個女兒的他們覺得，只要能掙個“鐵飯碗”，不管考幾年，家里都能供得起。

　　薛琳說，父母同事的孩子們大多經歷過多次公務員考試，考幾年的更是不乏其人。這個圈子里的人以考入公務員隊伍為豪。

　　從大四剛剛開始的那個九月份，薛琳就踏上了第一次“國考”的道路。薛琳至今仍清晰地記得自己買的每一本關于公務員考試的書，雖然現在她的書和復習資料多得早已堆滿了家里一張一米多長的書桌。

　　“進考場時信心百倍。”回憶起第一次“國考”時的狀態，薛琳回答得毫不猶豫。之所以信心百倍，除了認為自己用心復習之外，其實那時候的她早有了兩次實戰經驗。

　　同年3月，薛琳使用偽造的畢業信息，“裸考”參加了一次山東省公務員考試，筆試的成績只差不到一分就能進入面試。

　　也是這一年的9月，薛琳再次偽造應屆畢業生信息，坐了20余個小時的火車奔赴甘肅，參加了甘肅省那年的公務員考試。雖然這一次的她進入了面試，然而由于本身并非應屆畢業生，并不符合報名條件，薛琳放棄了。

　　那時的薛琳認為，不僅實戰過，而且曾經進入面試的她，肯定比“菜鳥級”應屆生的優勢要大得多。因此，次年1月，當查到“國考”成績后，薛琳把腦袋埋在被窩里，哭了整整一個晚上。

　　薛琳的表弟顧偉可以說是將薛琳的經驗學得青出于藍。明年才踏出大學校門的應屆大學生顧偉這次報考了杭州海關，顧偉告訴記者，這已經是他第三次參加“國考”了。

　　“筆試報名資料審核很不嚴格。”顧偉笑道，“所以報名很容易。”起初他只是覺得應該早做準備，之后他發現，不僅表姐有提前實戰的經驗，自己班里準備考公務員的同學也早就諳熟這一招了。“80元錢買個經驗試試手，一點都不虧。”

　　“后來在學校舉辦的經驗交流會上，已經進入公務員隊伍的學長學姐們也大方地教給了我們這一個方法。”

　　在11月25日剛剛過去的這次考試，是顧偉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國考”。杭州海關擁擠的報名人數讓他很忐忑。不過他也安慰自己，還有年后的省考、選調生考試與事業編考試，再不濟可以跟表姐一樣，先考個村官過渡一下。

　　小村官終于熬出頭

　　然而，薛琳卻認為，當村官的5年，是她最苦悶的時光。畢業那年的6月，在各地不斷奔走、考試的過程中，薛琳終于考上了家鄉的村官，即便村官并沒有編制。

　　當村官的5年里，她幾乎沒有任何邀約安排，沒有參加過一次同學聚會，對偶爾的加班她也會郁悶地抱怨，下班后就是她復習《申論》與《行政職業能力測驗》的時間。其實每一頁她都很熟悉了，這兩本加起來不到800頁的公務員考試復習資料，她周而復始地精讀了5年。

　　上網只限于看《新聞1+1》和人民時評，雜志只買《半月談》，家里的電視僅僅在晚7點新聞時才會打開。每天登錄QQ的唯一原因，是要從十幾個公考QQ群上下載題目練習。記者了解到，為了方便薛琳做題，薛琳的父母還專門為她購買了一臺打印機。

　　記者看到，薛琳的書桌上不僅有各公考培訓機構編寫的輔導書，更多的是她自己打印的各省份行測真題和中央會議文件。每一套試卷都有用紅色與黑色的筆跡做過的痕跡，試卷第一頁上薛琳工工整整標注著這套試卷的錯誤率和估計得分。

　　之所以當了5年的“范進”，除了運氣欠佳，可以解釋薛琳連續5年“國考”失利的原因，只能是競爭激烈程度的逐年攀升。

　　據法治周末記者了解，2013年“國考”報名者再次刷新紀錄：人數達150萬，也是繼2009年以來第五次超過百萬;出現的年齡最大的考生，35歲，這也是報考年齡的上限;考錄比平均約為53：1，競爭最激烈的職位，比例則達到空前的9567：1，單個職位競爭達到“萬里挑一”。

　　當村官的5年里，薛琳總會像陀螺一樣參加“國考”、山東省省考、事業編考試以及各個省份的公務員考試。

　　拉開書桌的抽屜，薛琳取出一個盒子，記者看到里面花花綠綠：一天一夜去甘肅的綠皮車、4個多小時到南京的高鐵、3個鐘頭跑青島的汽車、1個小時赴淄博的動車……這些都是她近幾年來四處趕考的車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