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有英很認同這所小學的管理理念，但一些具體的方法他卻沒法照搬。比方說，這所北京小學常常召開家長會，家長與老師可以溝通許多問題。但在盧有英的學校里，90%的學生都是留守兒童，“家長們連人都找不到”。

　　“如果我們也能請到家長，我們的教育可能就不一樣了。”盧有英說。

　　在盧有英生活的瑤族村子里，年輕人越來越少，當年男女青年對唱山歌的場景早已不復存在。鄉村小學找不到的，不僅是家長，還有愿意教書的老師。

　　早在他讀初中的時候，盧有英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他曾經讀書的村小里，老師們總是來來往往，教學質量不穩定，“孩子們讀來讀去都是一年級”。這個年輕人那時就在心里感嘆：“如果是我來教書那該多好啊!”

　　1989年從縣城教師進修學院畢業后，盧有英如愿返回家鄉教書。當了16年代課老師，他通過自學考試，成功轉正。可在他任教的小學里，老師依舊稀缺。幾乎每個學期都有老師離開，新學期到了，學校就一片忙亂，到處尋找代課老師。

　　“為什么你們都要往外邊跑呢?”他曾經這樣問一些年輕人，對方一句話就把他頂回去：“做代課老師那800塊錢，我出去打工幾天就掙到了。”

　　眼下，盧有英所在的小學共有6個年級，330名學生，卻僅有9位老師。新學期還沒正式到來，一位已經申請調走，另一位也正在打報告。

　　這次來北京的一群鄉村老師，幾乎所有人都面臨著與盧有英相似的難題。坐在旅游大巴車上，校長們最常談論起的話題是怎樣分配人手。在這些學校里，師生比例普遍達到1∶30以上，老師和校長統統身兼多職。他們教書，做飯，當宿舍保安，也當孩子們的“爸爸媽媽”。

　　北京的論壇上，男主持人曾經走上臺，動情地稱贊他們：“是你們讓我們看到，在貧困山區，是誰在支撐起這些校點，是誰在為孩子們守護未來。”

　　但在私底下，許多校長坦承，“自己已經不堪重負”。

　　“城鄉之間的差距已經是現實，永遠無法改變。”一位校長對記者說。

　　除了每天繁重的工作，讓盧有英心里犯愁的，還有自己的終身大事。作為家里的長子，他至今仍未成家。“我們看上的姑娘，別人可能又看不上我們。”盧有英說。

　　他始終不愿意離開村子，離開學校。他想象著，如果有一天能娶到一位村里的姑娘，他就在學校旁邊蓋一間自己的小屋。

　　不過，大多數時候，他沒有時間想這些。剛結束北京之行返回大山深處，學校的事務就撲面而來。在即將到來的新學期，他首先要做的是買一根旗桿。

　　在盧有英任教的學校里，已經很久沒舉行升旗儀式了。多年以前，他們曾用一根毛竹當旗桿，毛竹成天遭受暴曬和風雨，很快耗損倒下。在那之后，學校一直沒有擠出經費，添置一根正兒八經的旗桿。

　　在北京的時候，因為行程安排太緊，主辦方臨時決定取消觀看升旗儀式的活動，這成了他北京之行最大的遺憾。“我想象，如果能看升旗，那一定是很自豪、很驕傲的事。”盧有英說。

　　而整個行程最讓他激動的經歷，是他抽時間坐公交車去看了一眼盧溝橋。當時，這位中年男人幾乎要流下眼淚：“石獅子、宛平城、永定河，我全看到了!”

　　在此之前，和他山里的那些學生一樣，這些課本上的內容，只能不斷出現在這位鄉村老師的想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