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腐朽無能”到“我大清”
“胡說”之二：“天下讀書人”挑釁“改革皇帝”
如果僅僅出于道德宣傳而抬高雍正倒也罷了。這部長劇的特點恰恰是“胡說”而不是“戲說”，它對“歷史”的創作并非游戲之筆，而是按鮮明的觀念來剪裁、組裝的。這一觀念就是：“天下讀書人”清流誤國，結黨亂政，而“改革皇帝”依靠家奴治國，為民作主，兩條路線斗爭貫穿“新政”始終。
為了表達這一主題，該劇精心編造，把歷史上本在雍正初年便被囚遇害、而且據乾隆說也“未有顯然悖逆之跡”的“八王”胤禩說成雍正一朝反對派勢力的總首腦，讓他活動直到“雍正十二年”即雍正死前一年，虛構的陰謀兵變被粉碎后才失去自由。在這個臆造出來的總司令麾下聚集了編者想象得出來的一切惡勢力：從貪官污吏、關外滿州八旗守舊貴族直到舉著孔孟牌位上街游行的“天下讀書人”。
也真虧他想得出來！極端反漢化的關外八旗守舊貴族與代表漢文化正統的儒家士人居然成了一條戰壕中的戰友，團結起來與皇上作對！
尤其對于“天下讀書人”，編導表現了集中的仇視，片中屢屢出現當代某“學者”關于“清流”乃萬惡之淵的現代話語，突出表現雍正殺言官、誅諫臣、懲治“科甲朋黨”、為得罪“天下讀書人”而不惜“身后罵名滾滾來”的種種豪舉。應當說歷史上的雍正的確有此傾向，他對科舉出身的文臣有看法，寧用家奴不用名儒，尤其對直言敢諫、特立獨行、以道義自負而“妄談國是”的古代士大夫清議傳統尤為厭惡。作為一個公然標榜“以一人治天下”的獨夫，雍正當然不希望臣仆們腐敗自私，也要獎廉懲貪。但他最不能容忍那種“海瑞罷官”式行為，在他看來這種“沽名釣譽”的“巧宦”比那種惟命是從的貪官更壞，他因此懲處了一大批“操守雖清”而奴性不夠的儒臣，如李紱、楊名時等。雖然喜歡奴才而討厭“海瑞”是歷代皇帝的通病，但傳統儒家意識形態還是要肯定“海瑞”的道德意義的。而雍正不但在行為上不能容忍獨立人格，在理論上更是突破儒家道德觀，公開批判“潔己沽譽”的清流傳統，因此他的確有典型性。
在今天看來，傳統人士的確有諸多劣根性，在意識形態上道德虛偽的一面造成言行不一之弊，在體制上科舉入仕之途造成知識人與官吏身份合一，作為依附于皇權的權貴層他們不僅難有現代意義上的獨立人格，甚至也缺乏西方傳統中那種抗衡皇權的貴族精神。而在某種情況下，儒生的迂腐確實不如臂指如意的奴才更有“效率”，因此雍正排斥儒生任用奴才，對雷厲風行地貫徹其治國主張是有一定作用的，放在當時背景下確也無可厚非。但從根本上說雍正的“反儒”與現代意識對儒家知識分子的反思是截然相反的：它反對的不是“天下讀書人”對皇權的依附性，而恰恰是對皇權的相對獨立性，它要消滅的是“讀書人”的個性，要發揚的則是刀筆吏的奴性。
雍正這樣并不奇怪，奇怪的是電視劇作者對此的贊賞。豈止贊賞，電視劇實際上是青勝于藍地強化了這種“雍正思想”，它不僅把知識分子勇于講真話的一面視為大惡之尤，而且連傳統文化中也作為正面價值的士大夫清操自守、犯言直諫的精神也加以百般嘲弄與攻擊，而把目不識丁的皇家奴才塑造為蓋世英雄。這樣的價值觀真叫人目瞪口呆！如今人們常對“宮廷戲”、“辮子戲”充斥熒屏嘖有煩言，對清官、忠臣形象滿天飛而公民、人權意識萎靡不振多有批評。但老實說，象《雍正王朝》這樣連東林、海瑞式的書生意氣都不能容忍而赤裸裸地宣揚家奴意識的作品還真少見，這樣咒罵清流而崇尚趨炎附勢的作品比50年代的《海瑞罷官》都差遠了。
《雍正王朝》為弘揚“雍正思想”而在編造“歷史”上走得多遠，以下可見一斑：
雍正一朝的三大“模范總督”是鄂爾泰、田文鏡與李衛。鄂爾泰通常都列三人之首，其治績與影響包括雍正的評價更勝田、李一籌。但電視劇卻突出田、李而隱去鄂氏，為什么？因為鄂是科舉入仕，而田只是監生，李更非“讀書人”。但李雖讀書少，卻是個大財主，他是康熙末年“入貲（捐錢買官）為員外郎”而進入官場的。而電視劇為了突出“清流誤國、奴才救國”的主題，把這個李員外“變”成了“要飯的叫化子”出身、被胤禛收為家奴后才苦盡甜來！顯然編導這一創作是要表達“讀書人犯上作亂，工農干部才忠于領袖”的觀念。
田文鏡、李衛的確是忠心事君，政績卓著的名臣，但奴性太重也有消極一面。尤其是田文鏡習慣于報喜不報憂，是個“放衛星”的高手，他治理的河南年年以錢糧超額受表揚，但雍正八年大水災，田匿災不報，還謊稱“民間家給人足”并嚴催錢糧，弄得豫民大量逃亡鄰省。鄰省告發，雍正查明屬實，卻為田開脫說：田“多病，精神不及，為屬員之所欺耳”。類似的情形發生多次。田后來留下罵名，固然有他為皇上辦事敢于得罪地頭蛇的因素，但老百姓也麻他同樣是不可否認的。總之，雍正厭“清流”而用奴才是實，但程度沒有那么甚，效果更沒有那么好。而電視劇在這兩點上是夸張得太離譜了。
雍正年間有過嚴懲李紱、謝濟世、陸生楠“科甲朋黨”一案。這其實是個大冤案。李、謝分別于雍正四年三月、十二月各自上疏參劾田文鏡，據說是因“天下讀書人”受壓制而不滿。陸生楠并未參與劾田，只因是謝的同鄉而受株連，三年后又有人告發他有“抗憤不平之語”遂罹文字獄之難。這三人的確都有“讀書人”的牢騷，但只是各自行事，何來“結黨”之說？更何況李、謝之劾田文鏡也不是沒有田的過錯。因此后人多稱三人之冤，就連今日最推崇雍正的史學家如馮爾康等也認為此案“未免冤抑”。然而到了電視劇里，卻變成了三人帶領大批“讀書人”出身的官員，策劃于密室，點火于基層，發難于朝堂。李謝相隔數月的各自上疏也變成了三人領銜的大批人一再集體上疏請愿鬧事。于是偉大領袖一舉粉碎這個知識分子反黨集團也就義正詞嚴，成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看江山由誰來主宰”的證明了。
循著“天子圣明，為民作主，奴才忠誠，書生可惡”的“雍正思想”，電視劇幾乎把從清初以來的一切壞事乃至作者認為壞而其實未必壞的事都算到了“讀書人自私”的帳上。呂留良的反清復明思想本在雍正以前，且與清初的民族矛盾和抗清斗爭一脈相承，而電視劇卻把他說成一些因“科舉不順”而心懷怨望的自私“讀書人”的反社會行為。曾靜的反清直接受呂留良影響，也是民族矛盾的體現，而在電視劇里卻成了“讀書人”反對“新政”的小丑行徑，其原因是“新政”使“我們讀書人都沒有了好處”！
科舉制度造成了“儒的吏化”，在“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皇權操縱下形成的“縉紳”，具有知識分子與專制官僚、“讀書人”與皇家奴才的雙重身分，也因此享有了皇權賦予的種種特權。在“官民一體當差”與攤丁入畝這類改革中，某些縉紳出于私利而百般阻撓，但他們正是以專制官僚于皇家奴才的身份、而不是以知識分子和“讀書人”的身份這樣做的。電視劇對專制皇權大加歌頌，卻把一切罪惡歸咎于“天下讀書人”的清流、清議與知識分子的敢講真話（當然是相對而言），這不是顛倒黑白么？
總之，《雍正王朝》在弘揚“雍正思想”方面甚至超過了雍正本人，為此還可以剪裁歷史、編造神話，看了這種片子真使人懷疑現在是不是“雍正十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