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必須警惕腐敗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只要還愿意對近些年來反腐敗實踐進行簡單的歸納，除了屢禁不止和前“腐”后繼的沮喪，“危害最大影響最惡劣”的高官犯案問題，以及“民憤最大”的特權泛濫現象，不啻是當下腐敗困局最扎眼的兩大病灶。
近一段時間，中共中央屢出新規，對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干部經濟責任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作出具體規定，反腐新政開始“盯緊高官和特權”。
日前出臺的《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被有關專家評價為“極富可操作性”。無論本著“亂世須用重典”的目的狠下的幾劑猛藥，還是為了剎住某股歪風而頻頻專項出臺的五項或是十項禁令，都似乎最終無法逃脫“可操作性較差”或者“執行一陣風”的命運。反觀此次被專家寄予“極富可操作性”厚望的反腐新政，其立意還是在于對權力執掌者的剛性監督和制約，剩下的問題只是在于如何把監督和懲處的力度轉化為具體、可行的措施，不留死角，避免漏洞。
遏制腐敗的努力依然值得期許，無論這樣的探索是一大步還是一小步。高官貪腐之所以危害性與惡劣程度都成為眾矢之的，其實在于這個群體在一定程度上長時間以來更少受到監督，而且伴隨著缺乏監督所必然產生的腐敗利益和特權利益，已經有相當一部分被制度化與合法化。高官貪腐的惡性在于，它正在一步步消解著公眾對于公權力的起碼信任，腐蝕政權架構的良性部分，并且越來越多地與平民爭奪原本就不多的公共資源。
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講，高官貪腐之惡，雖傷及政權公信的骨髓，但卻似乎不如某些職位并不見得有多高但實權在握、生殺予奪的小吏，讓升斗小民更加感同身受。從這個視角放眼望去，態勢其實更加急迫而局促。特權不在職階的高低，高有高的轟轟烈烈，低也有低的悄無聲息。日前，南京某機關食堂的菜價遭到輿論聚焦，相較市場價而言，便宜的菜價讓人頓時明白了，公務員報考熱屢創新高不是沒有原因，而且，官員對于物價上漲的反應遲鈍看來也是擁有充足的物質基礎。雖然涉事部門忙著刪除信息，忙著細節解釋，希望公眾不要“誤解”，但卻有越來越多的各地政府機關甚至國家部委的機關食堂菜價被網友爆料、檢索和列表歸納。特供的食物，特殊的福利，特別的待遇，買房子可以買到內部價，連車子都可以不斷幻化出許多反腐創新的話題，來時迅猛，去時無聲……這些雖然小，但卻依然足夠傷人的，就是特權。
僅僅需要一件最不起眼的小事，就可以讓不同的人群因了“特權”這個話題而截然分野于兩側。那些化身為福利、委身在待遇里面的階層性優渥生活，被揪出來時，享用者倍感委屈——因為這就是人家的生活，這些在外人看來的不公和腐敗，在有權享用者眼中，儼然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分歧從這里開始，不僅涉及到觀念，其實最主要的還是立場決定了看問題的角度。腐敗已經有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危險，起碼在某一些人群心中，官員及其親屬享有特權和特殊利益，公職人員生活富奢、動輒身家天文數字，似乎變得司空見慣，甚至越來越多的人，在憤怒之余開始用羨慕的眼光旁觀和努力。已故憲政學者蔡定劍教授生前曾有著述，名為《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幾乎代言了一代甚至幾代人對腳下這片土地的熱望。而從當下形勢的嚴峻程度看，腐敗儼然有代替民主成為國人生活方式的可能。
國家審計署總審計師孫寶厚12月14日接受媒體專訪透露：“世界上20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18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審計制度，但是只有中國在搞經濟責任審計。”但連續多年不間斷的審計，大案要案仍然不斷，牽涉層級越來越高，即便如此，為何很多問題被查出后最終還是得不到有力的處理？問題仍然在不斷地被揭出，是不是能夠說明，以往的一些包括審計在內的傳統手段，并不足以遏制這些現象？換一個角度，不同部門、各色機關甚至蕓蕓眾生，違規、違法司空見慣，而且本不算小的問題被人為“大事化小”，是不是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再次驗證“腐敗正在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判斷？
“加強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推進權力運行程序化和公開透明”，從觀念上不再回避，是下一步催生和啟動權力健康運行之道的必要前提。終結這種可怕、可惡的“特權生活化”現象，或許細枝末節，但卻意義足夠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