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何編不出一套好的小學語文教材
王學進 評論作者
12月15日《中國青年報》的冰點特稿是圍繞上海作家葉開和女兒喬喬如何對抗語文展開敘述的，女兒的對抗辦法是大量閱讀《哈利·波特》《格列佛游記》等經典名著，爸爸的對抗辦法則是給《語文教學與研究》開專欄，批判“病態的教育帶給語文的痛”，同時幫助孩子將教材中汲取的垃圾給倒出來，父女倆之所以要這樣對抗語文，蓋因為教材包括教法實在太爛了。
一本由郭初陽、蔡朝陽他們編寫的《救救孩子：小學語文教材批判》的出版，一套由葉圣陶編、豐之愷插圖的《開明國語讀本》的重版，猶如兩枚重磅炸彈射向當下的小學語文教材，此期冰點特稿更是像一把鋒利的柳葉刀，將現行的小學語文教材進行了深入的勾畫、挑刺，徹底暴露了教材的可惡面貌。
奇怪吧？建國60多年來，偌大的中國竟然編不出一套像模像樣的小學語文教材，學生和家長反而要把70多年前出版的《開明國語讀本》視為至寶，這不僅是編輯的悲哀，更是語文教育的悲哀。有那么多現成的中外名著可以選編，有那么多的專家學者參與教材編寫，可為什么就是編不出一套好的語文教材，到底是什么原因？
根本原因就在編寫教材的指導思想。外人有所不知，編寫者并不能完全根據小學生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及識文斷字的需要編選教材，而是要按照教材編審委員會預先框定的宗旨、范圍來確定課文，凡是入選的課文都必須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與黨和國家某個特定時期的政策策略及政治方向保持高度一致，也就是說，教材并不單是教會學生識文斷字的，而是要讓學生通過語文學習提高政治覺悟和共產主義道德品質，增強愛國主義感情等，結果造成了語文教材承載了太多語文知識以外的負累，如道德教化和意識形態。
比較一下兩種教材，我1966年入學開蒙的第一課學的是“萬歲”課文，70年前的孩子在《開明國語讀本》第一冊第八課的“新國文”中學到的是“天地日月”四個字，你說，哪種教材更受學生歡迎？當然，現在的小學語文教材不會再編“萬歲”課文了，但要體現意識形態的編輯意圖則并沒完全放棄。就以人教版的教材來說，12冊共計46篇，平均每冊4篇涉及意識形態的內容。
這并不是說語文教材不能涉及“思想性”和“政治性”，而是要看選擇什么樣的思想和政治內容。美國的教科書也是注重“思想性”和“政治性”的，只不過其“思想性”關乎好的公共生活。對此，徐賁先生舉了由Pearson公司出版的英文教科書（Literature:ReadingandLanguage）為例，舉證在美國即使是一本傳授與文學有關的知識的英文教科書，也強調“思想性”，只不過它不是灌輸某種權力意識形態的教條，而是啟發學生思考一些與好的公共生活有關的認知、判斷、價值觀問題：真實、好壞是非、不同知識重要性的區別、個性和個體尊嚴、群體身份認同和塑造。（9月24日《南方網》）
與美國注重對學生進行公民教育和傳授普世價值的思想灌輸不同，我們的編輯太急功近利了，他們必須配合每個階段的政治運動隨時調整政治方向，選擇迎合時代需要的課文，而苦就苦在他們往往來不及跟風，因為我們的政治運動經常是一波接一波，讓人目不暇接，這樣，編輯就只能隨著政治動向的改變轉移不斷調整編輯思路，選擇一些臨時性的旨在思想灌輸的課文塞給學生和老師，根本不可能像美國的同行那樣，能夠一勞永逸地完成思想灌輸，因為體現在美國教科書中的“思想性”和“政治性”具有恒久的價值，而且還是普世的。
在用什么樣的“思想”灌輸給學生的問題沒解決好之前，估計，我國很長時間難以編輯出版一套好的小學語文教材；反之，當這個問題解決后，廣大中小學生才有望擁有一套自己喜歡的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