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黨的領導人與黎平會議
1934年12月18日，黨中央在黎平城關二郎坡52號（胡榮順商號）召開了紅軍長征途中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史稱“黎平會議”。會議確定了新的戰略方針，在實際上否定了“左”傾冒險主義者的錯誤主張，避免紅軍陷入敵軍重圍的危險，是紅軍由被動轉為主動的開始，是中國革命偉大轉折的開端。為遵義會議的順利召開奠定了思想、組織和軍事基礎，在中國革命史、黨史和軍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毛澤東、鄧小平、胡錦濤三位黨的領導人與黎平會議有著不解之緣。
黨的第一代領導人、黨和國家的締造者毛澤東，在土地革命后期因在中央的領導地位受到“左”傾冒險主義者的排斥，使中央紅軍在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失利，從1934年10月開始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長征。經湘江血戰，紅軍由8萬人銳減到3萬余人，面臨著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為力挽狂瀾，身處逆境的毛澤東目睹紅軍在錯誤軍事路線指揮下，處于處處挨打的被動局面，損失十分慘重，敵軍還在原定的行軍路上布下口袋，妄圖一舉殲滅紅軍，若不改變戰略方向，繼續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就會遭來全軍覆滅之災。于是他與廣大紅軍指戰員在行軍路上進行多方商討和深刻分析敵我形勢，形成了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的正確意見。1934年12月14日紅軍攻占了貴州的第一座縣城——黎平。這是一座地處黔湘桂三省交界、具有600多歷史文化的山城，商賈云集，糧草充足，地形復雜，交通閉塞，加之此前紅軍曾二次經過縣境，建立過地方蘇維埃政權，播下了革命的火種，為黨中央在此召開會議討論戰略行動方針提供了有利條件。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在當時的紅軍總司令部駐地（胡榮順商號）召開，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朱德、張聞天、王稼祥和軍事顧問李德，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會上激烈地爭論紅軍進軍方向的問題，李德仍未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打算，提出到黔東北后轉向湘西，與強敵硬拼，達到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毛澤東則主張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甩掉重兵圍堵，避實就虛，改向黔北進軍。政治局采納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作出了《中央政治局關于在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的決議》，即《戰略方針之決定》，決議指出：一、鑒于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適宜的。二、根據于：（甲）使我野戰軍于今后能取得與四方面軍及二、六軍團之密切的協調動作；（乙）在政治的、經濟的及居民群眾的各種條件上，求得有順利的環境，便利于徹底的粉碎五次圍剿及今后蘇維埃運動及紅軍之發展。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但政治局認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區對我們不利，我們必須用全力爭取實現自己的戰略決定，阻止敵驅迫我至前述地區之西南或更西。三、在向遵義方向前進時野戰軍之動作：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斗，但在前進路線上與上述諸敵部隊遭遇時，則應打擊之，以保證我向指定地區前進。四、政治局認為，為保證這個戰略決定之執行，必須反對對自己有力量估計不足之悲觀失望的失敗情緒及增長著的游擊主義的危險，這在目前成為主要危險傾向。五、責成軍委依據本決定按各階段制定軍事行動計劃，而書記處應會同政治部進行加強的政治工作，以保證本決定及軍事作戰部署之實現。會后軍委作出了執行決議的行動部署和對紅軍部隊進行了整編，軍委一縱隊、二縱隊合并為軍委縱隊，撤銷第八軍團建制，并入第五軍團，增強了紅軍的戰斗力。黎平會議，第一次結束了長達三年以來毛澤東在中央領導層受排斥的地位，開始形成了廣大紅軍指戰員贊同、支持、擁護他指揮紅軍的共識，從而為遵義會議重新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核心地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偉大償試。是實事求是、獨立自主思想路線確立的起點和開端。黎平會議后，紅軍以破竹之勢，直驅入黔，屢挫頑敵，一路高歌猛進，走向光明。毛澤東在黎平縣城翹街的左所坡3號和馬家巷14號兩處木樓住了五天五夜，他在這里運籌帷幄中國革命的未來，撥亮了沖破黑暗的曙光。
黨的第二代領導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1930年12月率紅七軍十九、二十師由從廣西三江縣的富祿進人黎平縣的龍額、水口地區，建立了“懷公平鄉蘇維埃政府”，后從黎平雷洞出廣西唐朝，經湖南取道到江西與中央紅軍會合。時隔四年后他又隨中央紅軍第二次進入黎平，長征時他擔任軍委機關主辦的《紅星》報的主編，在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上他被任命接替因患肺病的鄧穎超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黎平會議采納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并作出了《戰略方針之決定》，極大地鼓舞了紅軍指戰員的斗志，大家一邊休整，一邊向當地群眾宣傳革命道理，打土豪、分浮財給貧苦百姓，會后的第二天鄧小平在黎平縣城采編了一條消息，發表于《紅星》報第七期第二版，標題為《黎平城的群眾大會：到會三四百人 分發大批東西》，內容為“‘紅星’在黎平時，曾召集一個群眾大會，雖然縣城群眾多被國民黨政府強迫與欺騙登山。到會群眾仍達三四百之多，經過演說與分發衣物之后，群眾情緒更為熱烈，影響甚大。這次群眾大會，有兩點值得我們效法：一、事先派出地方工作人員，特別是動員了各連隊的地方工作組，分頭向群眾作個別宣傳，并于開會時負責帶他們到會場，所以到會群眾甚為踴躍。二、會前集中了大批谷子、衣服、棉絮、鍋頭、木器，以及其他用品，凡是群眾用得著的都盡量的集中來分發，分發時也很有秩序。”這篇言簡意賅、倡導把群眾工作做實做細的文章，反映了鄧小平一貫提倡的務實的工作作風，成為黎平會議后紅軍進入貴州腹地做好群眾工作的指導方針。鄧小平在此期間，還積極發揮黨的宣傳導向作用，通過演說、張貼標語、走訪商販、看望貧農等介紹紅軍是工農的軍隊，紅軍紀律嚴明，保護工商業者，買賣公平，共產黨領導紅軍為窮苦大眾打天下，使不少關門的小商販開鋪供貨給紅軍，不少躲藏到山上的貧農回到家里來，融洽了紅軍與苗侗民族群眾的關系。
現任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黎平會議后的五十二年他在任貴州省委書記，1986年10月他親自來到黎平縣參加慶祝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50周年暨黎平會議學術討論會，親切看望出席會議的黨史和軍史專家、老紅軍、農民代表，并在討論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對黎平會議的評價說：“52年前召開的黎平會議，在黨的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當時紅軍沖出國民黨的重圍，處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黨中央及時召開了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這次會議徹底否定了‘左’傾冒險主義的主張，肯定并采納了毛澤東同志西進貴州的正確意見，確立了紅軍北上黔北，建立新的根據地的戰略行動方針。這就使中央紅軍開始從被動轉為主動，為以后勝利，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基礎。因此，黎平會議在黨和軍隊的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對黎平會議的啟示他指出：“回顧黎平會議這段歷史，既是為了紀念先輩，更是為了總結經驗，教育后人。它給予我們深刻的啟示——就是要堅持從實際出發，采取符合實際情況的行動方針，這是克敵制勝的一個法寶。革命戰爭年代這樣，在今天建設四化的歷史時期也同樣是這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取得了的一系列成績，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明確指出：要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提高我們中華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任務。在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當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要以我們黨六十多年來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前仆后繼、英勇奮斗的光輝歷史作為重要教材，采取生動活動、豐富多彩的形式，來教育我們的人民，特別是教育我們的青少年，使他們能夠從我們黨六十年的奮斗史中得到啟發，得到激勵。更加堅定不移地跟著中國共產黨。為實現四化的偉大目標，為中華民族的振興作出自己的貢獻。”胡錦濤在黎平期間，還瞻仰和參觀了黎平會議會址、紅軍教導師住址、紅軍休養連住址、紅軍橋等紅色革命遺址，深情緬懷革命先烈的豐功偉績。
因黎平會議的影響和意義深遠，黎平會議會址1995年被共青團中央命名為“全國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同年被國家文物局評為“全國優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1997年被貴州省委、省人民政府公布為“貴州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05年被貴州省人民政府公布為“貴州省全民國防教育基地”；2005年被中央宣傳部命名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2006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每年都有數十萬人前來這里接受愛國主義傳統教育，緬懷革命的豐功偉績，成為了紅色旅游的經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