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的一天，南通海安市的未成年人方云(化名)去鄉下外婆家，奶奶送他上公交車，叮囑司機把孩子送至某站點，外公外婆會在那里迎候。

　　司機駕車行至約定站點時，發現左前方馬路對面有男子揮手示意停車，判斷是方云外公，在離站牌30米處停車，將方云放下。方云在穿馬路時與一輛行進中的電動三輪車碰撞，當天經搶救無效死亡。交警認定方云承擔事故的主要責任，電動三輪車主徐某承擔次要責任。2019年9月，方云父母將徐某訴至海安法院，要求賠償醫療費、喪葬費、精神損失費等101萬元，法院判決徐某承擔40%的賠償責任計40.7萬元。

　　由于徐某家庭困難，方云父母沒有獲得應有賠償，2020年11月將公交公司訴至海安法院，認為其未履行完畢旅客運輸合同，致方云發生事故死亡，應承擔違約責任，要求賠償醫療費、喪葬費、死亡賠償金等近44萬元。

　　公交公司辯稱，方云的監護權不能因運輸合同關系而轉移給公交公司，且事發前方云已下車，雙方的運輸合同關系結束，不應承擔責任。

　　法院審理認為，公交公司作為承運人，有保障旅客人身安全、及時將旅客送到約定地點的義務。方云乘坐公交車，雙方成立旅客運輸合同關系，此時其監護職責移至公交公司。公交司機明知方云未成年，未達站點提前開車門放他下車，沒有全部履行合同義務，是事故誘因之一。去年5月，法院判決公交公司應負違約責任，承擔方云父母計59.2萬余元損失35%的賠償責任，共20.7萬元。

　　公交公司上訴后，南通市中院審理認為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于日前駁回上訴。

　　海安法院承辦該案的法官殷程鵬表示，在運輸合同中，承運人的主合同義務是在約定期限或合理期限內將旅客、貨物安全運到約定地點。《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63條規定“城市公共汽車不得在站點外路段停車上下乘客”，案涉公交車在距站點30米的地方停車下客，此時運輸合同義務并未終結。方云系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認知、判斷能力有限，公交司機在保證規范行車、安全送達乘客的前提下，對臨時監護的方云應付出高度注意義務，如提示其下車注意安全、在站點等候家長，確認來接人員身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