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護校園
這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北美洲、歐洲、拉丁美洲、亞洲的許多國家都在報告著相似的校園悲劇。
資料圖：克里米亞東部刻赤技術學校發生爆炸。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僅2018年，就有發生在俄羅斯彼爾姆的持刀傷人事件，造成11名10～12歲的兒童受傷；克里米亞刻赤理工學院發生的槍擊爆炸案造成20人喪生、70人受傷；美國肯塔基州馬歇爾縣高中發生的槍擊案，造成2名15歲的學生當場死亡，18人受傷……
2018年5月18日，美國德克薩斯州圣達菲高中槍擊事件中，10人死亡，13人受傷。這是2018年美國第22次校園槍擊案，也是2月的佛羅里達州帕克蘭槍擊事件后，美國第二次遭遇嚴重傷亡的校園無差別傷人事件。
圣達菲高中并非對校園槍擊事件毫無防備。據《華盛頓郵報》報道，圣達菲高中被看作是遵循了“如何應對學校槍擊事件”的范本，甚至在帕克蘭事件后，因為在一次槍擊事件誤報中展示出良好的應對措施，該校還獲得了州政府的褒獎，可是悲劇依然發生了。
該槍擊事件發生后不久，美國總統唐納德 特朗普在新聞發布會上表達哀悼，并表示：“政府決心盡一切力量保護我們的學生。”他下令聯邦機構為死難者降半旗致哀。事件發生半個月后，這位總統會見受害者、家人和其他受到事件影響的人，討論這次事件并試圖找到預防方法。
“(對校園槍擊案件)所做的準備永遠沒有完美的時候。”圣達菲高中校董事會主席諾曼在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說，“但是我們還是要盡可能為此做好準備。”
“柔軟”的校園為自己鍍上堅硬的外殼
公開資料顯示，早在18世紀，就有發生在校園的無差別傷人事件。但是直至2001年，犯罪分子在大阪的一個校園行兇時，依舊能大搖大擺地進入學校，如入無人之境。
2007年致32人死亡、17人受傷的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事件中，兇手在第一次槍擊后，學生們甚至依然在早上8點聚集在一起開始上課，為更大規模的屠殺創造了條件。校方對兇手此前發出的警告信息也絲毫沒有警覺。
在一次次慘痛教訓后，“柔軟”的校園為自己鍍上日益堅硬的外殼。據《日本時報》報道，一度認為學校應保持開放的日本選擇筑起“安全防火墻”：越來越多的學校采取了各種安全措施，例如設置針對入侵者的監控攝像機和警報器，以及要求學生在校服上貼上名字。許多學校試圖限制校園與外人的聯系。
與此同時，日本的文部科學省編寫了關于預防犯罪和危機管理的手冊。同時還鼓勵附近的居民參與學校管理，在社區合作下建立一個監管環境，對于可疑人士可以隨時上報。
這構成了阻止兇手的第一道籬笆。2011年，巴西發生了第一起校園槍擊案件。里約熱內盧一所公立學校里，12名學生因此喪生。在《紐約時報》搜集到的質疑聲中，有一條就是“學校對未經檢查的訪客開放”。這是日本在10年前就已經彌補上的漏洞。
但是迄今為止，還沒有人找到防范校園無差別傷人事件的萬全之策。
《紐約時報》調查顯示，兇手進入圣達菲高中之前，這所學校的師生為如何應對槍擊做了很多準備，他們會定期進行演習，知道如何在教室里設置障礙物，如何快速逃離校園。超過200名警務人員會對校園發出的警報第一時間給予響應。平日里，兩名荷槍實彈的警官會在學校的大廳里巡邏。為保持準確度，他們一直在進行射擊訓練。
這依然沒有阻止該校17歲的學生帕古爾茨。他利用霰彈槍和左輪手槍，殺死了自己的8名同窗和兩名學校工作人員。其中一名是學校的警務人員。
當我進入一幢建筑物時，我想，如果再次發生，我該藏在哪里？
圣達菲事件發生那天，帕克蘭事件的一位受害者、學生凱特琳 杰西奧諾夫斯基在社交網站上看到了這個消息，她覺得那一切她想要擺脫的負面情緒好像都回來了：恐懼，焦慮，壓力。
“我開始在腦海里重播發生過的事情。”她對《紐約郵報》說，“一遍又一遍。”
2018年2月14日，佛羅里達州帕克蘭市瑪喬麗 斯通曼 道格拉斯高中發生校園槍擊案，該校19歲的畢業生尼古拉斯 克魯茲行兇造成17人死亡，17人受傷。
“你認為它永遠不會發生在你身上，但它就這么發生了。現在，每當我進入一幢建筑物時，我就想，如果再次發生這種事，我該隱藏在哪里？”面對克魯茲的襲擊，14歲的艾力克薩曾經跟30多人一起躲在辦公桌下。
這份痛苦綿延不絕。
2006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州阿米什地區槍擊案的受害學生10年后還面臨著精神上的掙扎。一位幸存者告訴回訪的英國《衛報》記者，他想知道“為什么會發生那種事”。在事件發生后的幾個月里，他總擔心噩夢重演。每次碰到其他學校的無差別殺人事件，他都會被重新帶進10年前痛苦的回憶中。
2006年加拿大道森大學槍擊事件發生后，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健康中心曾進行了一項隨訪研究。他們發現，當時在事件現場的學生中，30%出現了精神健康方面的問題，包括創傷后應激障礙、抑郁癥、酒精依賴，以及社交恐懼癥。他們的患病水平是一般人群的兩倍。大約18%的受訪者被確診為精神疾病，盡管他們從前并沒有精神病史。
發生這類事件后，政府通常會給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屬提供心理咨詢幫助。在帕克蘭事件中失去了女兒的43歲母親洛里 阿赫德福，感覺“時間停止了”。據《紐約郵報》報道，4年前她因為帕克蘭的海灘和安全的名聲搬到了這里。如今，她只能一直將女兒的房間保持原樣，睡在孩子的床上，好像這樣就能“與她有更多聯系”。
在悲劇發生后的第一時間，社會情緒也需要出口。圣達菲高中出事的那天晚上，學生們組織了燭光守夜活動。學校門口放著10個白色十字架，紀念在這次事件中離世的10名遇害者。
休斯敦德州人隊的足球運動員賈斯汀 詹姆斯提出要支付所有死者的喪葬費用。當地的殯儀館、花店、牧師等為死者家屬提供了大幅度的折扣。事件發生后一周，募捐活動為受害者籌集了25.7萬美元。同樣是去年年初發生的馬歇爾縣高中槍擊案，家屬獲得政府撥款外，也曾有人開音樂會為他們籌款。
在槍擊案發生數小時后，學校的棒球隊一致同意，他們原定于次日舉行的比賽繼續進行。為了紀念受害者，球員在臉上涂上黑色的十字架，對手學校“我們跟圣達菲站在一起”的標語被綁在柵欄上。當地商人贊助了比賽的所有門票。圣達菲高中很多幸免于難的學生及其父母在這個球場上第一次見到了彼此。
那天，觀眾是平常的4倍，一位投手說，“在槍擊案之后，這場比賽成了生活能夠恢復正常的象征和希望。”
不甘于只剩一張悲傷的面孔
當然，單純的感情慰藉不能直接解決安全問題。
德克薩斯州發行量最大的日報《休斯敦紀事報》透露，2018年7月，圣達菲獨立校區的董事會批準了170萬美元的安全改造經費。應急按鈕和新的報警系統取代了單純的火警報警裝置。每間教室內都配鎖，大廳配有防彈玻璃。進入學校的人將面對金屬探測器的檢查。校園的警力進一步增強，槍械也獲得了更新和升級。
除硬件設施外，在德克薩斯州
州長主辦的圓桌討論中，他們還希望能想辦法通過社交媒體防范這類事件，讓學校輔導員和社會工作者更多地發揮作用。他們甚至在考慮，要擴大遠程精神醫療的覆蓋范圍。不僅在事發后向學生和家長提供心理咨詢，更希望在平時向學生提供更多的精神衛生資源，讓帕古爾茨這樣有心理健康需求的學生及時得到紓解。
一些未被卷入事件的學校受到了警醒。德克薩斯州的第五大城市沃斯堡的學校里，攝像頭由警方實時監控，學校的護士接受了培訓，以便應對可能的突發狀況。
原本沒配備全職警察的學校正在增加警力。更多的學校選擇讓進學校的入口變得更加可控。他們給進入學校的人設定門檻，并在那里配備攝像頭和報警器。有的學校還為每間教室配備了胡椒噴霧。
除此之外，法律也在校園外樹起另一道籬笆。那些有精神疾病的兇手越來越無法利用疾病為自己開脫罪行。2001年，日本發生大阪學校屠殺，8個6～8歲不等的孩子喪命于一位精神疾病患者手中。美聯社報道了日本社會對患精神疾病的犯罪者該如何處置的爭論。最終，日本社會沒有讓他再像從前一樣因疾病在法律面前享有特殊待遇，而是制定了新法律，規定有精神疾病的犯人必須被強制關入精神病院。
失去女兒的洛里也不甘于只守著一張悲傷的面孔。她重新站了起來，發起了一個“讓學校變得安全”的非營利組織，研究并試圖尋找最合適的方法。洛里希望，她能打造模范學校并把這種經驗推廣到全國，讓孩子不要懼怕去學校。6個與洛里女兒年紀相仿的幸存者加入了這支隊伍。她們希望用這種行動的方式走出恐懼，不讓同樣的悲劇再發生在類似的孩子身上。
那些曾經被無差別傷人事件戕害的學校，選擇用紀念碑、紀念館的形式讓人們銘記這些傷痛。那些逝去的鮮活生命的名字刻在石碑上，他們的故事被寫在紀念館里，學校還會定期舉行悼念儀式，提醒人們校園屠殺曾讓那么多人原定的生命軌道就此中斷、翻轉。
2018年6月3日，圣達菲事件發生半個月后，帕克蘭的學子迎來了畢業季。畢業典禮上，這所學校為一批特殊的“畢業生”頒發了學位，盡管他們永遠也不可能再出現在學校了。校長表示，畢業典禮也要“紀念那些不在我們身邊的人”。
一面印著“鷹”標志的粉色旗子被掛在學校的圍欄上，上面寫著：“MDY Strong(瑪喬麗 斯通曼 道格拉斯高中保持堅強)”，“你如今與天使同在，但是你的一部分會始終與我們一起飛翔。”一枝枝白色的鮮花和明黃的向日葵整齊地擺在旗子下面，傍晚的陽光穿過旗子，帶著傷痛記憶的學生和家人一個個離開了這里。曾經染血的校園再度回歸寧靜。（胡寧）
新聞熱線：0855-822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