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3日的那場車禍，讓自己陷入了幾乎“絕望”的境地

　　王先生經常坐在家里發呆

　　王先生的電話錄音目錄本

　　車禍司機交不起12萬元救援拖車費 與拖車公司交涉兩個月未果

　　60個錄音記錄天價拖車費之爭

　　2015年11月2日，本報曾報道《12萬元救援拖車費難住車禍司機》，一位司機駕駛貨車于10月23日在杏石口路與另外一輛貨車相撞，后在交警的協調下，從一家救援公司叫了拖車救援。兩車共花費了12.87萬元，司機王允禮坦言“交不起”。

　　經過兩個多月，北京青年報記者再次采訪了司機王允禮，他說，在歷經兩個月的努力后，12.87萬元的拖車費依舊無解。

　　60個電話錄音記錄了王允禮在60天內的努力——為了解決救援公司給自己開出的12.87萬元的拖車救援費，他不斷地與交通隊和救援公司交涉著。

　　但最終，他失敗了。他沒有想到，10月23日的那場車禍，最終讓自己陷入了幾乎“絕望”的境地。

　　現在，他要干的只有一件事：搜集各種證據起訴拖車公司，證明他們在那晚的救援中并沒有提供價值12.87萬元的服務。

　　“律師說他很有信心。”王允禮說這話的時候，聲音有些顫。

　　兩個月的60個錄音

　　王允禮和妻子在來廣營附近的一個城中村租了一間二十多平方米的屋子，穿過不大的外間，就是他們的臥室，在臥室正中間，供著一個“財神”。

　　“財神”腳下橫放著一個本子，其中有連續四頁都登記著音頻資料的信息，總共有60條錄音，其中標注“海淀支隊”的33條，“黃莊大隊”的8條，救援公司的18條，另有一條標注的是“加油站”。

　　這些條目中，標有“現場錄音”的是40條。其中有29條標注“海淀支隊”，這些錄音共發生在11天里;有2條標注“黃莊大隊”，這些錄音共發生在2天里;有8條標注“救援公司”，這些錄音發生在3天里。

　　寫有“電話錄音”的共有20條。其中有4條標注“海淀支隊”，這些錄音發生在4天里;有6條錄音標注“黃莊大隊”，這些錄音發生在5天之中;有10條標注為“救援公司”，這些錄音發生在6天里。

　　在這些錄音中，最長的溝通時長為1小時40分左右，最短的約為20秒。

　　“這些都是我和海淀交通支隊、黃莊大隊，還有‘永君順達’溝通時的錄音目錄。”王允禮說這個本子印證了自己這兩個月以來的努力，“但轉眼就到2016年了，這些努力都沒什么效果。”

　　“秋收季節”的那場車禍

　　一切變故都來自那場發生在“秋收季節”的車禍。

　　10月，原本是貨運生意最好月份的開始，行里人把這個時候稱之為“秋收季節”。對于大半年都幾乎無活可干的貨運司機們來說，2015年的這個“秋收”的開始就更為關鍵了。

　　王允禮在這個月夜等來了生意，終于有“老板”給他電話了，在海淀廖公莊附近拉沙石。不出意外的話，每趟他能得到300元的收入。

　　結果，意外發生了。

　　10月23日，他開著拉著沙石的大貨車行駛到杏石路的一處十字路口，由于著急左拐，與另一輛直行的大貨車相撞，交警判他全責。王允禮對全責沒有異議，真正的問題出現在了拖車環節。

　　“交警請示了上級后，叫了一家名為北京永君順達拖車救援服務公司的拖車到現場救援”。10月28日，王允禮從交通隊跑到柴家墳停車場要求提車，“但停車場說要我交完救援費用”，接著王允禮又跑到了永君救援公司。

　　“真的驚到我了”。他拿到了永君公司開出的救援費用單上——他需要為那場車禍，支付12.87萬元的拖車費。

　　提車的嘗試

　　在經過幾次交涉無果后，11月2日那天，王允禮再一次跑到柴家墳停車場，對著綠皮大貨車，他狠狠地抽了幾口煙，把煙蒂扔在地上，用腳踩滅煙頭后，便來回踱步。

　　大貨車是他在兩年前花37萬元買的，貸款20萬元，如今還需要支付每個月4000余元的車貸。

　　大貨車的后方不遠處，停著當晚車禍的另一輛紅色大貨車。

　　“十幾萬真的還不起。”王允禮眉頭緊鎖。那天，他跟前幾次一樣，想把車拖走，雖知可能性不高，但想“碰碰運氣”。

　　下午3點左右，他決定進去問問負責人是否可以提車，但對方告訴他，“必須有交警的電話或者放車單，才肯放車。”

　　無奈之下，王允禮給交警打了電話，一連打了幾通電話后，得知的結果是“辦此事的交警這兩天不上班”。接著，他又開始圍著那輛車頭已經脫落的大貨車，不停來回踱步。

　　陪伴他一起來的兩個老鄉，蹲在柳樹下不斷地為老鄉抱不平，“以前我也碰到過這種事情，哪會要這么高?”

　　等了一會兒，王允禮決定再進去一趟，尋思著柴家墳停車場的工作人員前幾日還給交警聯系過，應該有交警的聯系方式，但對方卻告知，“無法告知交警的私人電話。”

　　不得已，王允禮又走了出來。

　　等了大概一個多小時，王允禮又走進了那個不大的辦公室，這次情況似乎不錯，對方告訴他，“剛才交警打電話了，說車可以提走，關于拖車的事情跟救援公司協商就可以了，”一連說了好幾聲“他們跟我們沒關系，”但當王允禮再次確認是不是現在交了停車費就可以把車提走，對方語氣有所轉變，“還是跟救援公司協商一下吧，我們這邊看你們的協商情況，不管協商結果如何，讓他們給我們打電話，我們不負責給你們看護了”。

　　王允禮一下子有些泄氣，最后一次從柴家墳停車場的辦公室走出來，嘴里不斷說著，“那還是說要先交了費用。”

　　12萬余元拖車費的“無解”

　　那天的王允禮，有些倔。

　　在柴家墳停車場門口呆了一會兒，王允禮還是決定去永君順達拖車救援公司走一趟。和他一起來的老鄉，二話不說，發動了車輛。

　　到達永君順達拖車救援公司的時候，天色有些暗了。

　　永君順達拖車救援公司位于南三環方莊橋東側的一座橋下。王允禮在門口叫了幾聲，說要協商拖車費問題，大門開始挪動了一個入口。一名男子把他帶進一個辦公室，隨后出去叫來了幾名負責人。但談了一個多小時，對于拖車費問題，對方絲毫不松口。

　　“車我不要了。”王允禮幾次有些賭氣，但他知道，車是他們家的經濟來源，他其實狠不下心來。

　　“這個錢有商量的余地嗎?”在來時的路上，王允禮一直在尋思著，可能價格還有商量的余地，但對方卻給他澆了一盆涼水。

　　“咱們現在是市場經濟，價格由市場定!我們考察過市場。”當時在現場的一名男子告訴王允禮，目前有關拖車救援的費用，北京還沒有政府指導價，而他們的出價，是按照車使用率費用、車磨損的費用、輔助設備的費用、人工工資等計算出來的。

　　一時間王允禮開始沉默。

　　沒到一個小時，王允禮就又從救援公司走了出來。王允禮情緒有些低落，也不再像去時那樣，抱怨幾聲價格太高的問題，他只是低頭擺弄著剛剛的錄音，偶爾跟開車的老鄉搭兩句話，“明天還得去找交警，看看事故現場的視頻。”

　　多次被媒體報道的拖車公司

　　兩個月來，除了來回奔波，王允禮始終覺得，他們“不知道價格就被拖車”屬于“強買強賣”。更何況，根據他現在掌握的事發當天的視頻證據，他認為拖車救援公司并沒有使用上救援費用單上所列出的全部工具。

　　他曾經聽從老鄉的建議，打電話給物價局投訴，對方告知他，“社會企業的拖車作為一種委托服務，實行市場調節價，如果發生交通部門未經車主同意聯系社會企業拖車，出現強行拖車，建議向公安交通管理局反映。”對于王允禮的情況，一位工作人員稱，“只能與經營者協商。”

　　可是，與這所謂的“經營者”協商了幾次，但王允禮稱，均無果。

　　因為這件事情，一直很忙的王允禮突然有了時間，有一次，他在搜索引擎上輸入了“永君救援”，王允禮發現，因為拖車費問題與這個救援公司打過交道的司機，不止他一個。

　　在2011年3月，曾有媒體報道過“永君救援公司”所謂“天價拖車費”的問題;在2013年又有媒體報道過類似的事件;2015年，就在他出事的前兩個月，有一個運煤的王先生也曾發生交通事故，被永君順達汽車救援有限公司派車救援后，索要了9萬多元的救援費，媒體報道稱，當時也發生了爭執。

　　那個同樣姓王的先生，最后交了9萬多元的救援費將車拖走，但王允禮卻陷入了不停奔波中。很多次，王允禮直言，自己“很倒霉”。

　　一度出現的轉機

　　事情的轉機，出現在去年11月19日，王允禮覺得是“新聞的報道”起了作用。

　　“你倆也別東奔西跑了，盡快這兩天幫你們核實，”王允禮從60條錄音中播放了其中一條， 他說，這個錄音是11月19日，海淀交通支隊的工作人員答應了他和妻子，他們覺得，這是政府部門出面，此事應該“有了盼頭”。

　　11月24日下午，永君救援公司的一名經理約他們過去談救援費用的問題。那天，跟之前去停車場時的不修邊幅不同，王允禮換了一件黑色羽絨服，頭發細心打理了一下。

　　當天下午2點左右，他跟妻子走進救援公司，一連談了幾個小時。下午4點左右，他出來了一趟，跑進車里告訴同行的人，“他們同意了，2萬元錢就成。”雖然外面下著小雪，但王允禮的眼角眉梢，都帶上了笑意。但不成想，王允禮說，沒過多久，救援公司就有了“變化”。

　　“你們給我們2萬，坦白講，我們真不夠，”當天現場的一位工作人員說，“我們是正規公司，給你們干活的車，都是現場找的，我們根本不掙錢。”

　　“他們要求我們先交2萬元，然后打個欠條，之后還會上法院告我們。”一個月后，王允禮穿著和那天一樣的衣服，有些憤憤不平地說，“我不同意打欠條，那不就等于是我欠他的，他找我要錢怎么辦?”

　　“救援行業本身就是高危行業，”救援公司的一位員工也有自己的抱怨，“我們把你的費用降到最低，我們企業的費用也得收回來，別讓我們賠錢。”

　　與救援公司談完的第二天，王允禮就去了海淀交通支隊。那天的王允禮，心里還是有些“沒譜”，但他轉念一想，“事情肯定還有轉機”。

　　三次希望 三次破滅

　　“第一次是因為價格沒談妥，”王允禮妻子吳秀梅的聲調有些高，“我們當時看了車禍現場的視頻，并沒有(救援公司)說的大吊車，但他們說監控有死角，看不到，所以最后就吵起來了。”

　　“談崩了，”吳秀梅說。

　　“第二次在海淀交通支隊，我們就只談錢，別的沒再多說。”吳秀梅從手機中為北青報記者找到了當時協商的錄音，“最后永君救援那邊的一個人說25000元就可以了，”吳秀梅說，“他們還說讓我們回去吃個踏實飯，睡個踏實覺。”

　　那天，王允禮和吳秀梅再次覺得“有戲”了。

　　“但后來，永君救援的人來到海淀支隊，只拿走了我們的材料，說回去商量商量，沒拿走錢，”他們夫妻倆的心情又開始“坐起了過山車”。

　　幾天之后，他們又到了救援公司，但永君救援公司的老賈卻告訴他們，12.87萬元的拖車費，“一分錢都不能少”。

　　12月15日，王允禮曾經決定就算自己的車提不出來，也要把對方的車給弄出來，“人家也是拉貨的，不能坑了人家”。

　　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海淀支隊，那邊一個領導告訴他，可以提車了，“讓我們第二天8點到黃莊大隊辦放車手續。”

　　他第三次覺得“有戲”了。

　　前一天，他便自己聯系了拖車公司，跑到停車場拖車。“但沒想到他們又變卦了”。

　　難過的新年 難過的春節

　　事故發生時，還是深秋。到如今，北京已經下了幾場雪，天氣愈發冷了。今年的春節，因為這件事，他們夫妻倆已經不打算回老家過節。

　　新年的前兩周，因為新聞報道，他們的老母親已經知道了他們倆在北京“出了大事”，吳秀梅說，老人家哭得很傷心。

　　12月18日，他們在河南老家的大女兒過生日，當時在海淀支隊等消息的吳秀梅給女兒發了短信，“今天是你生日，雖然沒在你身邊，請你原諒爸媽，祝你生日快樂。”往年的生日，他們夫妻倆都會回到老家給女兒帶禮物，但今年，他們打消了計劃。

　　“我們夫妻倆不會當著孩子說這些事情，”停頓了一會兒，吳秀梅看了看在旁邊寫作業的小兒子，“但他知道我們每次回來都很難受”。王允禮從兜里拿出一支煙，走到他們不大的外屋，吸起了煙。

　　“我得在新年前找份工作，掙點錢。”吳秀梅說丈夫忙著貨車的事情，自己要再不掙些家用，等到春節，日子就更沒法過了。到現在他家還欠著加油站萬元的欠款，每個月還要還4000多元的貸款。

　　如今的王允禮已經聯系了律師，打算打官司，“律師說了，只要我們的證據充足，這個案子應該問題不大。”

　　坐在他不大的房間里，王允禮的手里緊緊握著自己的那個記滿了錄音目錄的筆記本，回想起這兩個月的奔波，他不停地喃喃著，“太難，真的太難了。”(本報記者 孟亞旭 滿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