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生育二胎，被校方認定為“超生”的蔡智奇無法再回到他所熟悉的大學三尺講臺。

　　這位35歲的原華南理工大學副教授日前向廣州市天河區法院提起訴訟，狀告他曾經任職的大學，但在2014年2月14日，天河區法院作出了“不予受理”的裁定。

　　蔡智奇與他的律師陸妙卿決定在此后一周內就將對天河區法院的這一裁定提出上訴。這一方面緣于，蔡智奇深覺自己應該“堅持程序正義和司法公正”，“努力把這個程序走完。如果所有的門都關上了，那我就不搞了，去安心地做我養家糊口的事情了”，他在2月19日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

　　但有時候，他內心依然會覺得，希望是渺茫的。

　　分歧

　　廣州市天河區法院此番的裁定理由為，華南理工大學開除蔡智奇的行為屬于單位給予的內部行政處分，不屬于勞動爭議，不能提起民事訴訟。同時，法官也告知，校方開除他的行為，也屬于行政機關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因此蔡智奇也不能提起行政訴訟。

　　2014年2月19日，蔡智奇的代理律師陸妙卿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法院只是表示這屬于勞動人事爭議，但勞動人事爭議本身就是可訴的;此外，法院要求他們走學校“內部申訴途徑”，“但這并不排斥也可以走司法解決途徑”。這個麻煩的“皮球”，這一次又被踢回了華南理工大學。

　　而在此之前，蔡智奇進行的其他維權方式，結果也不容樂觀。就在提起訴訟的前一個月，他到廣東省勞動人事爭議調解仲裁院申請仲裁，兩天后，他收到了仲裁院發出的一份《不予受理通知書》。

　　現在，他反而更為冷靜。他的言語沉穩，言談間多次強調，自己會面對，并盡量用平和、理性的心態去理解和消化這個事情。

　　這位從美國留學歸來的博士后擁有兩個女兒：在美國出生的7歲大女兒與在中國出生的4歲小女兒。

　　從1997年開始，蔡智奇在浙江大學完成了從本科到碩士、博士學位的就讀。2003年，24歲的他與自己大學同班女同學結婚了。2007年6月，28歲的蔡智奇到美國俄亥俄州大學納米科學與工程中心(NSEC)從事博士后，當時已經懷孕的妻子也赴美陪讀。當年12月，他們的大女兒出生在了美國，為美國國籍。

　　等到2009年這對年輕的夫婦回國時，他在美國陪讀的妻子已經再次懷孕有5個月。回國這一年9月份，蔡智奇被華南理工大學聘用，并于當年10月晉升為該校化學與化工學院副教授。

　　2010年1月，他們的小女兒出生。當年3月份，蔡智奇到他的戶籍所在地杭州辦理了孩子的準生、入戶手續，他的小女兒上了杭州戶口。

　　蔡智奇覺得，他并未占用中國內地的生育指標。正因如此，他從來沒有躲躲藏藏，一直帶著一雙女兒公開出現在他居住的學校附近。

　　2012年下半年，受學校委派在廣東湛江掛職一年多的蔡智奇突然接到學校領導來電，說接到群眾舉報他生了二胎，違反了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

　　當年11月，他被叫到學校與校領導談話，當時他就將兩個女兒的相關資料都提交給了校方。接下來的那段時間是學校計生辦反復來電。拐點出現，他的生活自此被巨大的陰影所籠罩。

　　2012年12月29日，華南理工大學計生辦曾向學校領導作出《關于蔡智奇老師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情況說明函》，稱蔡智奇生育兩個孩子一事，已被天河區和五山街道計生部門定性為超生，若不予及時處理，“就會影響我校2013年的計生考核，被‘一票否決’了”，計生辦提出的建議有：把蔡的工作調動至省外;如果調動工作不好辦，只能把他當作自動離職處理，“越快處理，對學校的影響就會越小”。

　　2013年4月份左右，他開始請律師介入此事。

　　而蔡智奇與他的律師陸妙卿均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時至今日，他們都沒有看到有關任何計生行政部門出具的認定蔡智奇屬于違反我國計生政策的書面文件。“我只看到作為事業單位的華南理工大學的認定，沒看到任何政府行政部門對這個事情的認定結論。”蔡智奇強調。

　　接下來的2013年11月19日，他收到了華南理工大學發出的《關于給予蔡智奇開除處分的決定》，當年11月份，他即被停發了一切工資待遇。

　　校方開除他的根據源自穗計生函[2006]26號和粵人口計生委辦函[2006]35號精神——“父母雙方或一方為中國公民，未在外國定居，其在外國生育的第一孩不管是否已取得外國國籍，均不能批生第二孩。”

　　這份文件等于認定，盡管蔡智奇的大女兒是美國國籍，但他的小女兒依然屬于“超生”之列。

　　到那時，蔡智奇才意識到，自己與校方對于人口計生政策的理解有著根本分歧。

　　“戰爭”

　　但他并沒有放棄這場“戰爭”。

　　“我已經被剝奪了當老師的權利，我現在已經沒有資格再當你們的老師了。”2013年12月2日，這位華南理工大學化學與化工學院副教授寫下了一篇長微博，向他的學生細訴原委。“目前雖然我已經喪失了資格，但是我仍沒有放棄。”在文章結尾時，他這么寫道。

　　他跟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提及，那是他首次將這個原本屬于家庭內部的事情公諸于眾——這不符合以往他低調的行事風格。身在農村的父母親至今也不能理解他的這種做法，在父母親的解讀中，發生這樣的事情，唯有默默承受。

　　其他的蹊蹺還有，他的妻子于2012年9月被華南理工大學化工學院錄取為全日制在讀博士生，拿到博士學位一直是妻子的夢想。他一度擔憂此事是否影響到妻子。“靴子”落地，是在他的“超生事件”被舉報后，校方一度表示，因超生，“她也不能再留在我校攻讀博士了”。但就在他發布長微博的次日即2013年12月3日，妻子的導師告知他們，收到學院通知，“考慮到蔡老師家庭損失小一些，學校已決定不對你作開除博士研究生學籍的處理。”對他們的所有處理意見的決定和更改都顯得這么隨意，他不知道以后還會不會有變化。

　　收到校方開除通知后，他拿出國家計生委的《出國留學人員生育問題規定》向學校申辯——“夫妻雙方在國外連續居住一年以上的留學人員，在國外生育或者懷孕后回中國內地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回中國內地后不予處理”，并且在規定中提及，“留學人員在國外留學期間生育或懷孕后回中國內地生育，不納入中國內地各級各部門和有關單位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考核。”

　　他據此提出，校方適用的廣東省人口計生委辦公室的內部發函，而不適用國家計生委的《出國留學人員生育問題規定》，違反“上位法優于下位法”的原則。

　　在這位副教授看來，這與學校開除自己的理由有很大分歧。但校方的反駁理由是，“校方適用的法律沒有錯誤。蔡智奇的妻子雖然在美國生活超過1年，但只是陪讀性質，不屬于留學人員。蔡智奇違規生育，并不符合《出國留學人員生育問題規定》的不予處理的條件。”

　　而無論是蔡智奇還是他的律師陸妙卿至今都認為，“夫妻雙方只需一方留學即可認定為留學人員。”他感覺自己陷入了對于人口計生政策解讀的紛繁復雜的漩渦之中。答案并不在他們手中。

　　并不孤單

　　在他將自己的經歷公開以后，許多社會人士也開始跟他取得聯系。其中包括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副教授楊支柱與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學者易富賢，“他們會給我一些很具體的建議。比如，尤其是我寫申訴信的時候，楊支柱老師無私地參與，沒有任何報酬。”他說。

　　此外，還有一些經歷相似者也開始聯系他。蔡智奇發現，他并非孤單的個體，不少人都有與他相似的經歷，對于那些在事業單位工作的人而言，“二胎”這條新生命的降臨并不等同于喜悅，反而讓他們丟了飯碗或接受種種處罰，好比“噩夢”，“這些人中，主要是中小學老師和醫護人員。”

　　自1980年代起推行的“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中央曾明確規定，計劃生育要由各省、地、縣、鄉、村黨政第一把手親自負責。比如在農村地區，最強有力的執行者是鄉政府及村委會，計劃生育指標完成與否，成為衡量鄉村主要領導政績的重要標準。而對于那些在政府、事業單位工作的人們，戶口、工作、保障則與生育牢牢掛鉤。

　　“為推行計劃生育，我抓過人，牽過牛，扒過房子，干過許許多多違法亂紀的事。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也不算過分。”在社會學家曹錦清所著的《黃河邊的中國》一書中，一位在鄉政府干了8年的計生干部坦言。過去30年間，中國城鄉各個角落的計劃生育干部們，或多或少有過類似經歷。但不會有人發自內心地愿意終生從事這樣的職業。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啟動實施“單獨二孩”政策，即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這個被民間俗稱為“單獨二胎”的政策，影響的主要為城鎮育齡夫妻。據國家衛計委前期開展的生育意愿調研結果顯示，將有1500萬至2000萬人受此影響;國家衛計委的生育意愿調研也顯示，這些人里，僅50%至60%的人愿意生育第二個孩子。但另一方面，依然還有很多“非獨”家庭在殷殷期盼計生政策的開口。

　　甚至有一位在內地省份任職的計劃生育指導站的執業醫師特地給蔡智奇發來短信，細述自己的經歷：2012年5月這位醫師的妻子生下了他們的第二個小孩，當年12月他們因感情不和協議離婚，但在2013年5月，他本人被開除公職，當地計生部門各罰他與他前妻一筆社會撫養費，“我前妻有她的生育權，難道要我扭送前妻去打胎?”這位醫師反問。蔡智奇只能對他表示同情，卻無法給出解決辦法。

　　一位網友曾在微博上跟蔡智奇提及關于一個教授的職位和一個孩子的生命的比較，“毫無疑問孩子重要。”他答復。

　　在這個冬日夜晚，一向文靜的大女兒嚷嚷著讓他去買酸奶，而小女兒依舊那么調皮。“對孩子做出的這個選擇，是永遠不可能有后悔的。”他毫不遲疑地表示。他坦言自己并不是什么要推動制度進程的勇士，只是以一個普通人的執著走完這個司法流程，“給后來的有需要的人一個借鑒。”(21世紀經濟報道 賀莉丹 上海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