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印度8月20日在新德里舉行第五屆副外長級戰略對話，就雙方共同關切的議題進行討論，涉及邊境、跨境水資源、貿易失衡及科技合作等領域，并就印總理辛格年內訪華事宜進行商洽。幾乎與此同時，外交學院和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于8月19～20日，在京舉辦題為“新型大國關系：中印關系新趨勢”的中印智庫對話。一場中斷3年后重啟的戰略對話，一場智庫學者間的高端對話，背后的邏輯是中印政府和學界對日趨成熟的雙邊關系的肯定，以及對深化合作、構筑中印新型大國關系的期待和努力。

　　近年來，由于國內外環境穩定、各自戰略目標趨同、合作外溢效應擴大等因素，中印關系日趨成熟、穩定，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奠定基礎。

　　首先是政治高層的頻繁接觸。近十年，中印領導人互訪頻繁，此外，兩國高層在國際場合多次會晤。據統計，過去十年，兩國領導人會晤達26次。中國新一代領導人上臺后，高度重視對印外交，李克強總理將印度作為其上任后首個出訪國。今年3月，習近平主席在德班金磚會議上與辛格友好會晤。高層接觸有助于對敏感議題進行溝通、澄清，消除誤解、淡化分歧，避免雙邊關系出現波折。

　　其次是共謀發展的胸懷大度。中印是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面臨實現可持續發展、縮小國內發展失衡的艱巨任務，都需要良好的周邊環境和包容的對外政策。兩國政府都清醒地認識到，和則兩利、斗則俱傷，中印交惡將嚴重遏制各自的發展進程。鑒此，兩國高度重視發展經貿合作，挖掘互補性，貿易額與投資額逐年攀升，互為最重要的經貿伙伴之一。

　　再次是淡化爭議的積極態度。雖然少數學者和媒體經常夸大雙邊分歧，渲染來自對方的威脅，但中印政府成功地將沖突與合作“脫鉤處理”，反復傳達“不應讓邊界爭端沖擊中印關系大局”的信號。對于邊界爭端等分歧，兩國政府既非渲染分歧，也非束之高閣、消極擱置，而是通過加強機制建設、增進彼此交流，來紓緩矛盾、管控危機。

　　中印崛起導致利益延伸，利益重疊有所增強。在政治互信缺失的情況下，這種利益重疊有可能引發矛盾。中印有必要通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避免新老矛盾相互交織，將矛盾“扼殺在搖籃之中”。

　　一方面，固有矛盾難以消除。長期以來，中印關系存在結構性失衡，比如：政治高層的互動頻頻與民間交流的低水平，經貿額的大幅飆升與貿易失衡的加劇，國際舞臺的相互合作與雙邊層面的互信缺失，在彼此外交全局中的地位不對稱(印對華重視程度大于中國對印重視程度)等。中印都面臨領土主權問題，這決定中印難以克服戰略互信缺失的困局。當前的雙邊關系雖然趨穩，但根深蒂固的矛盾依然存在，且不時沉渣泛起。

　　另一方面，利益重疊潛藏矛盾風險。中印同步崛起帶來利益與影響的向外同步拓展，進入對方的傳統經營范圍，搶占第三方的市場與資源，埋下競爭乃至沖突隱患。比如，中國基建企業積極“走出去”，在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印度鄰國都有大量工程，正常的經濟活動卻被印度視為構筑對印包圍圈。與之相對，印度“向東看”政策不斷推進，涵蓋地域從東盟擴至東北亞，涉及內容由經貿拓至防務安全等領域，且在南海問題上頻頻發聲，引起中國對印南海政策及與日、越合作的警覺。

　　因此，推進中印兩國關系的發展，需要有新的思路。

　　首先是準確、客觀地定位中印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中印新型大國關系，并非意味著兩國之間只有合作、沒有矛盾，而是兩國在合作與競爭、共識與分歧、信任與懷疑之間追求的一種平衡。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印關系呈現“合作與矛盾并存、合作面不斷擴大”的態勢，合作與競爭并存的結構性特征難以改變。因此，中印不應對新型大國關系提出過高期待，而應結合具體、現實情況，賦予“共享繁榮、管控分歧和追求平衡”的戰略內涵。

　　其次是從雙邊走向多邊，擴大新型大國關系網絡。中印新型大國關系，是中國構筑全方位新型大國關系網絡的組成部分。中國不僅要與美國等已崛起大國構建新型關系，也要與印度、巴西等正在崛起的大國構筑新型關系，兩條路徑是相互合作與補充，而非彼此對立和抗衡。中國應將對印關系納入新型大國關系網絡，在強調雙邊合作的同時，推動兩國在多邊場合的磋商協調，謀劃與第三方大國的溝通與合作。比如，可以推動中美印三邊協調機制，共同應對印度洋通道安全問題。

　　最后是重視新興領域的合作。中印新型大國關系的基礎是合作，只有擴大合作基礎、夯實合作水平，才能確保中印關系的長久穩定。今后，中印應加強兩國具有共同利益的新領域的合作。比如，中印可以加強清潔能源技術、農業增產技術、污水處理技術等領域的合作，還可以加強海洋領域的合作，對彼此在自己鄰近海域的影響擴大持客觀接受態度，共同維護海洋通道安全，合作開發海洋經濟等。

　　總之，中印同為文明古國、人口大國和發展中國家，兩國國情相似、任務相近，需要構筑求同存異、包容互惠的新型大國關系，這對雙邊關系乃至整個國際體系都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