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學者》雜志網站8月8日文章】題：亞洲為何應該歡迎美中冷戰(作者該雜志助理主編扎卡里·凱克)經常有人指出，一旦爆發美中冷戰，東盟成員國等比較弱小的亞洲國家受害最多，因為華盛頓和北京會強迫它們選邊站。這種理論的支持者把美蘇冷戰作為論據。當年，正是這兩個超級大國把全世界變成了相互敵對的勢力范圍。

　　但是，這是在曲解冷戰，然后又進一步錯誤地把它運用在當代的亞太地區。事實上，如果美中陷入更嚴重的戰略敵對狀態，亞洲小國將是主要受益者。

　　小國主動尋找靠山除了二戰結束時遭占領的國家之外，兩個超級大國并未強迫其他國家選邊站，實際情況往往正相反。

　　北約就是個合適的例子。在二戰結束時，孤立主義傾向在美國人和一些精英群體中依然非常盛行。結果是，盡管美國始終與西歐保持著牢固的貿易關系，但拉動經濟的馬歇爾計劃在美國國內卻很難爭取到足夠的支持。批準北約條約甚至引發了更大的爭議。

　　龐大的蘇聯剛剛征服了東歐，面對其威脅，西歐人并未懷有此類疑慮。在北約誕生的過程中，發揮推動作用的是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

　　1948年，這5個國家簽署《布魯塞爾條約》的時候承諾自衛，然后才試圖說服美國接受“一國受到攻擊，其他國家耍自動做出軍事回應”的原則。

　　美國強烈反對做出保護西歐的絕對承諾，因此，圍繞后來的第五條展開的談判成為最激烈的爭論。歐洲人積極勸說美國支持無條件集體防衛的條款，而美國則支持比較有限度的版本。

　　因此，美國根本沒有迫使歐洲國家在兩極格局中選邊站，反倒是歐洲國家試圖盡可能緊密地把美國與自己捆綁在一起。最終，雙方以北約條約第五條的形式達成了折中協議。在條約伙伴國遭到攻擊的情況下，該條款允許各國在一定程度上自行決定采取何種對策。

　　亞洲的韓國和臺灣也是一樣。美國起初希望對韓國和臺灣做出有限承諾，因為美國認為它們都處于遏制政策的原定范圍之外。正如柯慶生(曾任美國負責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幫辦——本網注)講到的那樣，國務卿迪安·艾奇遜1950年1月在美國全國記者協會發表的講話中把日本、琉球群島和菲律賓作為亞洲大陸沿海的島嶼防御鏈，納入了美國的防御半徑。他的名單當中明顯并不包括韓國和臺灣。

　　然而，面對朝鮮和中國的威脅，首爾和臺北迫切謀求拉近與美國的關系。這種趨勢在越戰之后表現得非常明顯。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同樣沒有在與蘇聯的爭端中迫使這些國家選邊站，反倒在該地區各國的勸誘之下。加強了對它們的承諾。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另一方面，許多并未面臨嚴重安全威脅的國家利用美蘇競爭為自己謀取好處，其中尤以非洲和中東為甚。這些地區與美國和蘇聯都保持著一定距離。因此，正是在這些地區，莫斯科和華盛頓經常爭相對地區大國施加影響，而這些國家有時會改變立場，或者在更多的情況下揚言要改變立場，以求獲取美國或蘇聯的更大讓步。

　　此外，隨著蘇聯入侵西歐的威脅不復存在，有些歐洲國家重新獲得了此前拱手交給美國和跨大西洋同盟的部分戰略自主權。法國尤其是如此。該國退出了北約的一體化軍事架構，經常給美國制造麻煩。20世紀70年代初，就連二戰后處于被占領狀態的西德都開始通過東方政策來重申自己的獨立性。

　　這種弱國利用兩個大國間的競爭為自己謀取好處的模式并非美蘇冷戰時期所獨有。在18世紀未和19世紀，美國經常通過歐洲大國間的較量獲益。例如，美國利用英國對神圣同盟的畏懼心理，單方面宣布了“門羅主義”。后來，朝鮮領導人金日成巧妙地利用中蘇關系破裂，為朝鮮謀取了好處。

　　那么，這對當今的亞大地區有什么意義呢?

　　首先，這意味著面臨中國最嚴重威脅的國家(如菲律賓和日本)很可能會謀求美國和其他第三方加強承諾。如同對北約一樣，美國將謀求根據自身利益來確定承諾的內容。但是，菲律賓和日本會極力迫使美國支持它們的立場，而在與中國的敵對狀態中，美國肯定不會強迫馬尼拉和東京選邊站。

　　另一方面，其他東盟成員國和韓國覺得自身并未受到中國的直接威脅，將會為了獲利而謀求腳踩兩只船。因此，它們很可能會堅稱，它們不會追于別人的壓力而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做出選擇。

　　這樣一來，它們可以繼續在經濟上與中國拉近關系，同時與美國維持安全同盟。美國和中國擔心拒絕此類要求會使自身喪失影響力，所以很可能會采取默許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