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圖：張芳曼)

　　1539家受調查企業每家每年平均向政府申報審批項目17.67個，審批時間最長項目的平均值為171.35天，其中最長約為1500天

　　行政審批何其多!(觀點·聚焦行政審批改革①)

　　中國上市公司協會 陳清泰 張永偉

　　無論是當前形勢下的穩增長、控通脹、防風險，還是保持經濟長期持續健康發展，都需要我們充分地釋放改革紅利。而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其中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是突破口和抓手。

　　為了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進一步激發市場、社會的創造活力，國務院近期批準取消和下放了133項行政審批事項，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關注。那么，我國行政審批的現狀如何?如何看待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緊迫性和必要性?行政審批改革將給企業和社會帶來哪些積極作用?本報將通過專家觀點、個案剖析、記者述評等多種形式推出一組連續報道，深度聚焦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供有關方面和廣大讀者參考。

　　——編者

　　當前，我國企業發展正由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發展環境的改善對這一轉型至關重要。最近，我們針對改善企業發展環境、促進企業轉型的問題，從企業的視角，就改進政府與企業的關系組織了專題調研，針對調研發現的問題提出了一些建議。

　　1.少干預：簡化行政審批，減少政府對企業的干預

　　調查顯示：

　　近三年1539家受調查企業每家每年平均向政府申報審批項目17.67個，單個項目涉及的審批部門平均為5.67個、審批程序平均為9.4道，受調查企業審批時間最長項目的平均值為171.35天，其中最長約為1500天。

　　建議：

　　簡化企業設立變更程序。企業的設立要經名稱核準、設立登記、驗資、社保登記等12個以上流程和審批，涉及工商、稅務、質檢等7個以上部門。國有獨資、外資企業和經營范圍涉及許可的還需履行額外的審批。企業名稱、住所、法定代表人、資本、經營范圍等任何一項變更，都需進行工商審查和辦理變更。有的企業一年需要更換幾十次登記冊。建議借鑒德國和我國香港等地做法，企業設立只需對口一個或少數幾個政府機構進行登記;企業變更，一般只要限期報備，無需其他部門再審批，實行“寬進嚴管”。

　　清理政府審批和核準項目清單，建立防止變相審批的機制。2004年國務院決定將項目審批改為核準和備案。多數企業認為改革后的核準和備案很多仍是變相審批。建議政府修訂核準項目目錄，在一般領域、不使用政府投資的建設項目應實行備案制;對于少數實行核準制的項目，政府部門應公布審理程序、標準和從受理之日到給予答復的工作日數，接受社會監督。

　　簡化建設項目審批流程。企業建設項目，從立項申請到投入運行要經過27個部門、50個環節。企業反映僅辦理立項、規劃許可證就需6—10個月。驗收審批更是復雜，如某企業廠房竣工后申請房產證，耗時4個多月，跑了10多個部門，蓋了20多個公章，花費10多萬元。建議政府系統清理建設審批項目，合理設計工作流程，增加透明度，提高工作效率。

　　清理資質和認證項目，放寬市場準入。資質和認證是很多行業市場準入的前置條件，但企業反映其數量和名目過多過濫，有些規定甚至相互矛盾，如要求有資質才能進入某領域，而要獲得資質又須在該領域先有業績，這就使新進入者“入市無門”。建議政府選擇一些需設立資質和認證的行業，科學地清理所設資質和認證，取消無關緊要或效果甚微的部分，對留下來的項目，實行“分類管理、標準統一、簡化流程”的制度化管理。

　　減少企業會議負擔，規范檢查活動。調查顯示，上市公司平均每年接待政府檢查和評比19.06次，所需費用占企業管理費的3.27%。非上市公司約為上市公司的1.5倍。北京某商業企業一年接受了各類檢查210次，檢查人員633人次，企業接待人員超過900人次。稅務專項檢查有時一次達一個月，長則半年。政府會議多，公司主要領導平均每年參會24.5次(其中53.9%被認為沒必要參加)，加上接待檢查等，平均占用30.76個工作日。企業頻繁填報工商、統計、稅務、財政、證監等多個部門要求的、內容相近但格式各異的表格，耗費了很大精力。建議從減少“一次檢查”、“一次會議”做起，力爭為企業減少一半或1/3的接待和參會時間。建議由相關部門聯合制定一個能涵蓋不同部門要求的報表，以減輕企業工作量。

　　建立針對評比活動的監管機制。近三年，每家上市公司平均獲得28個獎牌、冠名、認證和牌匾，其中很多沒有權威性、缺乏公正性。有的政府部門把設立名目，頒發牌匾作為推動工作的抓手;有的產品剛上市，“名牌產品”獎牌已經上墻。建議減少由政府出面組織的評比、發牌，對商業評比進行必要的監管，杜絕收費性評比。

　　2.強監管：政府干預要減，監管能力要強

　　調查顯示：

　　近90%的企業認為政府監管對保障公平競爭環境的作用尚未充分發揮，其中有35%認為監管嚴重不到位。假冒、仿制、不正當競爭等屢見不鮮;環保、安全、質量等方面監管力度不足;行業標準落后且實施不嚴。企業呼吁，政府干預要減，監管能力要強。

　　建議：

　　加快對創新活躍行業的監管體制改革。以醫藥和醫療器械行業為例，我國醫藥監管能力不足(美國有1.2萬名藥品審評員，而我國專業審評員只有87人)，導致創新產品候審時間長、評審周期長，無法預期何時獲批。建議在電子信息、互聯網、電子商務、醫藥和醫療器械、能源等創新活動最為活躍領域，率先建立既能保障安全，又能促進創新的現代監管體系。

　　強化國家標準的約束力。多數企業認為，我國現行的技術、質量、環保、安全、衛生、能耗等許多標準已經落后于我國發展階段，而且執行不嚴，有的還受到地方保護。一家鋼企反映，歐美國家各種建筑鋼材(3424,1.00,0.03%)標準強度不小于500兆帕，我國只有螺紋鋼的標準是400兆帕，由此導致使用等量的鋼材，我國的建筑壽命會縮短1/3以上，保證同等的壽命就得多用很多鋼材。

　　集中整頓典型的破壞市場秩序行為。2012年，三大石油和國家電網[微博]公司的各類應付款總計超過1.5萬億元，高鐵建設拖欠超過一年的工程款已超過1000億元。2011年政府采購額已超過了1萬億元。國企和政府年采購額巨大，但付款期越來越長，很多在180天左右。拿不到貨款的中小企業，又向下游賒欠，擴大了三角債。一家面向央企銷售的民企2012年營業收入2.44億元，而應收賬款總額為1.42億元，占該年營業收入的58%。建議政府采取專項行動，限制政府部門和大企業的拖欠賬款行為，這對改善市場秩序有標志性作用。

　　加快壟斷領域改革。民營企業雖可參與鐵路、油氣管網等新放開領域的投資，但難以實質性參與經營，一些民營資本無奈撤出。建議政府落實各種所有制經濟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的承諾，力求短期內在金融、基礎設施和能源等領域使民營資本的進入有實質性突破，建立市場信心。建議政府修改《反壟斷法》，改革并強化執行機構的權能和獨立性，使其有足夠能力公正地執行法律賦予的使命。

　　3.減負擔：從稅費和社保入手，減輕企業負擔

　　調查顯示：

　　目前企業繳稅已占營業收入近10%，全國2400多家上市公司中有100多家公司上交的稅費是其凈利潤的5倍以上。我國社保費率約為40%，在全球125個國家排名前12，僅低于羅馬尼亞、捷克、波蘭等國家，較美國(16.1%)、日本(25.24%)、韓國(15.13%)等高出很多。

　　建議：

　　實行結構性減稅。一些企業認為研發費加計扣除、固定資產加速折舊等政策是激勵創新最有效、最公平的政策。如果支持創新的普惠性減稅由目前的100多億元上升到500億元，其效果將勝過財政每年上千億元的科技經費補貼。出口退稅和重大技術裝備進口免稅政策的辦理手續仍較繁瑣，企業反映退稅到賬一般要半年至一年。如果退稅時間減少一半，對于出口型中小企業相當于流動資金增加了50%。

　　優化稅制結構。我國仍以流轉稅為主體，增值稅和營業稅等占稅收總額的54%，而發達國家多不超過30%。流轉稅以貨物和勞務流轉額為計稅基礎，銜接環節極易出現重復征稅，且未考慮企業是否盈利。建議政府增加財產稅等直接稅種，相應減少流轉稅等間接稅種，加快推廣“營改增”的稅制改革。

　　規范行政性收費。各類行政性收費已超過企業營業收入的1%，收費項目名目繁多。除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價格調節基金、工會經費等國家列明的基金項目外，一些地方還征收河道修建維護費、代除雪費等。土地、礦產等領域的收費項目更是多達數十種，某些地方繳費額已達企業營業收入的8%。建議國家組織一次行政性收費的清理，簡政清費，加大“費改稅”改革力度。

　　減少企業社保支出。從調研情況看，我國企業薪酬支出(含“五險一金”)、職工稅前薪資、稅后薪資，三者的比例基本是1.4∶1∶0.8，即職工稅后收入8000元，企業需支付約14000元，其中6000元是繳社保和個稅。企業社保支出成為用工成本增加的重要因素。建議適當減少企業社保支出，政府分擔更多支出責任。社保統籌部分在員工流動時不能隨之流動，影響了員工繳費的熱情。建議政府推進社保賬戶跨地區攜帶，保障員工權益。

　　4.解困難：解決企業融資與并購難題

　　調查顯示：

　　我國企業融資的近70%來自銀行貸款，貸款為主的融資結構使企業財務成本攀高，2012年四家國有銀行凈利潤7746億元，占全部上市公司凈利潤總和的50%以上，而實體企業貸款利息支出與凈利潤的比例上升至50%。

　　建議：

　　改革股權融資審批制度。企業反映再融資審批一般要一年以上，長則3年左右，往往導致企業錯失融資和投資的最佳時機。如今上市公司已有規范的持續信息披露制度，定向增發等有條件由審批改為備案。

　　改革債券融資審批制度。債券融資審批主體過多，部門分割限制了融資產品的創新和市場化進程。有些審核時間過長，如中小企業集合債的審核一般需要1年。建議政府將債券融資改為備案為主，少數需要審批的如城投債，應縮短審批流程。

　　約束地方政府對企業并購的不當干預。調研中發現，各地國企參與跨區域重組時，都要求本地企業保持控制權，導致跨區域并購很難成功。有的地方擔心“國有資產流失”，政府對民企并購國企干預過多，甚至強制虧損的國企兼并盈利的民企。一些地方政府出面“歸大堆”、“拉郎配”，“制造”大企業集團，并購后的重組十分困難。

　　減少境外并購審批，支持企業“走出去”。企業普遍反映境外并購審批環節太多。一般需經地方相關部門、國家發改委、商務部、外匯局和證監會等審批。涉及金融、能源、傳媒等行業以及國有企業，還需相關主管部門核準。各環節多為串行審批，耗時過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