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校學生和老師的互動上，無論是學習型互動還是社會性互動，211院校的得分都低于985院校和一般本科院校。這是清華大學針對44所高校、4萬多名學生進行的調查研究所得出的結論。日前在復旦大學舉行的“創新教與學：大學教學學術研討會”上，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史靜寰教授介紹了這項研究結果。

　　“211”高校學術性、社會性互動都最差

　　這項研究將生師互動類型分為學習型互動和社會型互動，調查分析顯示，在生師社會性互動上，“211”和“985”院校的得分遠遠低于一般本科院校;而學習性互動上，一般本科院校與“985”院校得分相差無幾，但都顯著高于“211”院校。“211”院校成為學習性、社會性互動都最差的群體。

　　該研究采用的樣本數據來自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2010年投放的“中國大學生學習型投入調查問卷”，共計分析樣本45200人，分布在44所全日制本科院校，其中一般本科院校22所，樣本數22811人，“211”工程院校15所，樣本數15140人，“985”工程院校7所，樣本數7249人。

　　學習性互動包括在課堂上和課外的提問、討論、思考問題、得到任課老師反饋、和任課老師討論分數、作業、課堂和閱讀中遇到的問題等;社會性互動，則主要指的是在課堂以外，和任課老師、輔導員、班主任等討論自己的職業計劃、人生觀、價值觀等問題，與教師一起參與如社團活動、迎新等課程以外的工作。

　　史靜寰表示，“985”院校在生師學術性互動上表現突出并不奇怪，因為學術性互動具有更清晰的目標和指向，要求師生有更好的學術基礎和訓練，這是由“985”高校的學術研究特質和生師群體學術能力決定的。

　　而一般本科院校在生師社會性互動上做得更好，對學生個體社會性能力的成長影響更明顯，也表明了這些院校作為教育機構存在的重要價值。

　　“在高校中，與學生進行社會性互動的責任往往由輔導員、教學秘書等行政人員承擔，特別是中國高校特有的輔導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不足。”史靜寰說。

　　教師投入教學時間少，科研時間多

　　史靜寰認為，分析“211”院校的生師互動狀況不盡如人意的原因，要考慮到他們在中國社會及教育體制中的特殊境遇。“211”院校往往是地方旗艦大學，既是各地本科教育擴招的主力軍，又被賦予了發展研究生教育的重要責任，還要承擔地方發展的領頭人角色。

　　史靜寰指出，“211”高校的新教師數量在增多，但又缺乏必要的教師教學能力培訓。十幾年來，我國高等教育出現了史無前例的數量增長與大規模擴張，“中國式”高等教育在從精英向大眾化階段過渡的過程中，擴招最初表現為學生數量的增加，進而是教師的擴充。伴隨擴招而來的不僅是高校規模擴張，生師比擴大，更是整個高等教育系統膨脹后教師職業的功能變化。

　　該研究還表明，隨著教師職稱的升高，“985”、“211”高校教師投入教學的時間比例減少，投入科研的比例上升，從工作時間的分配比例上看，副高級職稱和中級職稱教師用于社會服務的時間比例最少，分別為14.05%、16.31%;無職稱教師用于社會服務的時間最多，達27.5%;正高級職稱教師用于科研的時間最多，為50.5%，用于教學的時間則最少，為35.12%。相比較而言，地方本科院校教師投入教學的時間更多，用于科研的時間更少。

　　“教育的本質意義是使人社會化，從這個角度來說，生師的社會性互動是更本原、更基礎性的互動。”史靜寰呼吁，“211”、“985”高校的任課老師應加強與學生的社會性互動。

　　加強互動，從拆掉座椅開始

　　悉尼大學、香港大學名譽教授邁克爾·普羅瑟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國外的研究型大學，生師互動也相對較少，研究型大學的教師確實面臨著更為復雜的平衡任務：要兼顧教與學，科研與育人。

　　據邁克爾·普羅瑟介紹，為了加強生師互動，在香港大學，盡管每個教師都有自己的教學側重點，但學校在與教師簽訂合同時，明確規定教學、科研和社會性互動的比例必須保持在40%、40%、20%，以此來制約教師對于科研、教學和社會性互動的平衡;學生對教師的評估也顯得至關重要，評估結果會直接影響到教師的教學和科研資助，評估結果差的教師會遭遇降薪。在大洋洲、英國等地的研究型大學，學校都在重新強調導師制在加強生師社會性互動上的作用，在學術支持以外，也要與學生進行更多的互動。

　　“要更多的互動，就要呼喚教室的變革。在歐洲、澳大利亞、香港等地的大學，學校像我們現在所坐的這種會議室和教室已經越來越少，改成圓形的討論桌。”邁克爾·普羅瑟表示，為了加強生師互動，這些大學都越來越強調環境的作用，正在拆除教室里的一排排桌子和椅子，教師和學生都繞著宴會式的課桌而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