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9月27日，海南萬寧市一家酒吧發生命案，男子王祿成與朋友談論“中日因釣魚島開戰誰會贏”時堅稱中國會贏，與朋友發生沖突，將對方刺死。王祿成每天打完工回家看新聞聯播，稱“人再窮，也要關心國家”。他最終放棄逃亡去自首，堅信“我始終是國家的人”。

　　因爭論中日開戰誰輸誰贏，建筑工王祿成用半截啤酒瓶捅死了朋友。追問緣由，可以窺見一個過度沉溺于歷史傷痕的鄉村，一個無根而游離的失足青年，以及因封閉、無知和冷漠而催生的畸形仇恨。他們的悲劇是當下非理性愛國的一面鏡子。

　　王祿成和符書明都自稱“愛國者”，而他們的“愛國”卻在過分沉湎的歷史與狹窄的現實面前變得僵化和扭曲。

　　2012年10月12日，在野草藤蔓中逃亡了15天后，王祿成決定自首：“我把自己交給國家了。”15天前，這個36歲的男子握著敲碎的啤酒瓶，僅僅因為爭論“中日開戰哪方會贏”捅死了自己的朋友——25歲農民符書明。

　　“愛國”論戰

　　2012年9月27日晚，王祿成和朋友吉學文騎著摩托車，來到海南萬寧市興隆鎮的“來一杯”酒吧。剛坐下，他就聽見旁邊一個男人在談論釣魚島問題。“日本武器先進，生活水平高，咱中國打不贏的。”王祿成認出這是鄰村村民、朋友符書明。

　　即使是在這個偏遠的小鎮，家國話題也時常是青年們桌上的熱點。作為一個自認為熱烈的愛國者，王祿成覺得難以忍受這樣“喪氣”的言論。他走了過去，大吼道：“國家養大你的，你都不知道?”

　　符書明不服，他曾報名參軍，落選后仍不時慨嘆報國無門。脾氣暴躁的他遠近有些名氣，很少人敢頂撞他，尤其在他極為在意的“愛國”問題上。

　　事實上，王祿成認為他自始至終沒有否認過對方的品格。他和符有過交往，符也愛國，只是自認比一般人更冷靜。“但我覺得他是悲觀，”王祿成說，“我堅持中國必勝。”

　　但在那個燈光炫目的夜晚，混合著酒精的憤怒控制了兩具興奮的軀體。在喧嘩聲中，兩人的爭辯不斷升級，王祿成稱，是符書明先拿起啤酒瓶砸在他頭上。

　　鮮血從王祿成頭上流下來。暴怒中，王祿成撿起一個啤酒瓶，敲碎底部，將剩下的半截啤酒瓶，猛力捅入了對方腹部。

　　次日凌晨，符書明在萬寧市人民醫院不治身亡。王祿成則不見蹤影。

　　一個村莊的仇恨史

　　王祿成逃到了一座酒店的后山上。恐懼隨著冷靜而至，他枯坐在石頭上，望見村子依稀閃爍的燈火，反復詰問：“這到底值不值?”

　　一直以來，王祿成覺得自己活在一個憤怒的村莊里。

　　王祿成出生在距離興隆鎮5公里的大洲村。1939年，入侵的日軍曾在此派駐了一個小隊，大洲村自此與戰爭、傷害和仇恨結緣。

　　王祿成記得自懂事起，爺爺王政華就會反復講述日軍犯下的惡行。他露出手上魚鱗般的傷疤，說這是在被日本人強迫做苦力、修建田獨鐵路時受的傷;偶爾也會指著臉上的麻子，說起當年如何在昌江石碌鐵礦染上天花，又如何死里逃生。

　　村里有一個祖輩念叨之地——“殺人坡”。1970年代，人們從這里挖出了幾具遺骸，當時還是孩子的村委書記王廷宇看見一具纏繞著鐵絲的白骨。父親對顫抖著的他說：“記得，你要記得。”

　　大洲村成了遠近聞名的戰爭受害樣本。村中幸存老人聲淚俱下控訴日軍暴行的場景成了王祿成一代的成長記憶。

　　但到1970年代后，隨著中日關系轉暖，“世代友好”逐漸成為共識和宣傳基調。大洲村受到了冷落，一些老人甚至流下了眼淚。“他們無法理解，血債未還，怎么去‘友好’呢?”王廷宇說。

　　大洲村就這樣一邊在仇恨中沉湎，一邊延續著它的閉塞和貧窮。甚至連日常的村莊詞匯，也帶有歷史色彩，村里人這樣罵消極怠工之徒：“你這是在給日本人做工?”

　　這樣的境況到1990年代才被打破。村里通電了，終于沐浴于現代文明之光。有了電視機后，“抗日劇”又成為必備節目。方寸熒屏里，人們續寫著先輩未竟的心愿。

　　歷史的烙痕穿越時光，醞釀成一個村莊隱形的準則。以致符書明遇害后，他的母親黃春連首先要解決的是兒子的名節問題。“他不是支持日本，他記得歷史，他是愛國的。”這位53歲的村婦念叨。

　　這樣的想法同樣出現在王祿成身上。2012年10月12日早晨，大哥王祿云見到了投案自首的弟弟，面容疲憊，雙手戴著手銬，身上穿著一套偷來的割膠服。

　　許久，王祿成蹦出一句話：“哥，我是愛國的，我不是壞人。”